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必要条件，比如恰当的涨潮时间和恰当的月光，都只能在6月5～7日三天中实现。在这三天中，蒙哥马利认为，6月5日最好，6日中等，7日勉强可以接受，尽管7日的好处是，在第一批登陆艇登陆以前能有两小时昼间光线。如果过了6月7日，可以实施登陆的时间就要等到两周以后。
看一下记事表就知道推迟行动时间将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进攻欧陆开始时间早在5月8日就由艾森豪威尔暂时确定了，而且这一决定直到6月初都没有撤销。因此，进攻开始日计划中的一些预备性行动已经开始进行了。6月2日，皇家“纳尔逊”号军舰离开斯卡帕往南航行，一支“炮击舰队”驶离克莱德，为“斯沃德”登陆点和“朱诺”登陆点标示位置的两艘袖珍潜艇已开始横渡英吉利海峡去占据它们的位置。在这一天，指挥官们与艾森豪威尔会晤了两次，以讨论日益恶化的天气情况。然而，预计的进攻欧陆开始时间还是没有改变。6月3日又有两支“炮击舰队”和“罗德基”号军舰驶离克莱德，另一支“炮击舰队”驶离贝尔法斯特，而在那天晚些时候，突击登陆护航船队已从达特茅斯、索尔科姆和布里克瑟姆起航了。要让已经出海的这么多的舰船返航是困难的和令人厌恶的。到傍晚的时候，气象前景变得如此恶劣，以至于推迟总攻日期看来已不可避免。但是艾森豪威尔要等到次日即6月4日凌晨开完会后才能作出决定。由于6月5日的气象预报仍然令人泄气，艾森豪威尔打电报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报告说，他已经把进攻欧陆开始日期推迟到6月6日。特德说，推迟的主要理由是，只有使用势不可挡的空中力量才能保证进攻开始日时的登陆获得成功，如果空军因气象条件恶劣而不能出动，进攻开始日期就必须推迟。
6月4日傍晚风暴更加猛烈，推迟行动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因此，6月5日凌晨4时艾森豪威尔又再次召集各指挥官开会以便就次日是否行动作出最后决定。大多数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已经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这次命运攸关的会议的情况了。气象主任海军上校斯塔格怎样在外面下着大雨、刮着大风的时候闯进了会议室，向大家报告说，最坏的天气看来就要过去，今后几天会有较好的天气。艾森豪威尔接着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两手背在后面，头向前倾，陷入沉思。蒙哥马利显得十分不耐烦，好像是说答案再明显不过了。但是答案要由艾森豪威尔作出。这是他必须作的最重大的决定，并非因为这个决定关系到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如果那样的话，那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决定），而是因为这个决定关系到自由国家和被占领国家的亿万人的生活，关系到他所代表的一切人的幸福。而在1944年6月5日凌晨，他却必须单独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他停止了踱步，说：“好，朋友们，咱们干吧。”然后，他走出了房间。由于责任重大，他心情十分激动。这种激动心情从他那天白天写在一张纸上的一项紧急通告中可以明显看出。通告的内容如下：“我们在瑟堡一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尚未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下令这些部队撤退。我是根据可供使用的最佳情报作出在此时此地攻击的决定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部队已本着勇敢和献身精神作出了一切努力。如果这次尝试有什么缺陷或过失的话，那应当由我一个人来负责。6月5日。”
第十章诺曼底：妙计成功
“以前，我们从未下过这样大的赌注，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将何以进行这场决定我们民族的荣誉、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信誉和地位的竞技。当然，很大一部分观众虔诚地希望我们会在这场竞技中败下阵来，希望英格兰从此便降为二等或三等强国。因此，赢得这场竞赛就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毋庸置疑，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
——克拉伦登勋爵
“任何人都能制定一项计划，然而，要将计划付诸实施却得付出非比寻常的努力”
雷德里克·摩根爵士中将
英国人出于一种天然的沙文主义，总是把进攻欧陆开始日看作是他们的日子，看作是他们的胜利，把诺曼底看作他们的私有领域；而美国人的看法则与此大不相同。这两种看法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当年潘兴的士兵们对阿戈纳的印象深于伊普尔，对圣米耶勒的印象深于康布雷一样，布莱德雷的士兵记得更清楚的是卡朗唐而不是卡昂，是圣洛而不是维莱博卡日。反之亦然。对于英国人来说，一千年来横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侵略和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记忆是诺曼底之战的背景；对于美国人来说，除了他们源源不断运来的部队很快成为欧洲大陆上盟国军队的主宰力量这一事实以外，从统计数字上讲，他们完全有理由平等地感到“海王星”作战行动也有他们一份。美军的两个滩头阵地上，开始进攻欧陆的那天约有57500名士兵上了岸，还有空降部队15500人，伤亡约6000人；从海上登陆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一共有75215人，空降的7900人，约4300人阵亡、受伤或失踪。不带偏见地估量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这患难与共的一天，大家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民族沙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