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至少曾分享过她丈夫的“黄金时代”所拥有的幸福和满足。1927—1937年间的情况表明，蒙哥马利越来越有可能担任高级指挥职务——他的必然的归宿。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度过了几年激动人心的日子，接着，他编写的《训练教范》获得了非凡的成功。此后，蒙哥马利在1930年踏上了可能通向峰顶的晋升阶梯的第一级（对许多军官来说，这一级实际上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作为中校被任命为沃里克郡团的一个营的营长，驻守在局势还算平静的巴勒斯坦。当时，那里还没有发生暴动，这个营负责该地区的全部警备任务。
艾伦·穆尔黑德写过一本蒙哥马利传，其中曾大肆渲染了“圣地”对一个敬畏上帝的军官的影响。他写道：“人们有时看到这位上校带着圣经和导游手册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名胜古迹中漫步，如同他的前辈——驻防喀士穆的戈登一样。”穆尔黑德认为这是由于父亲在宗教上对儿子的影响日益加强的缘故。诚然，那位年迈的主教（他在世的时间不长了）在给他儿子的信中确有许多响亮的规劝的话，诸如“要信仰上帝……无论你干什么，在你的生活中都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等等。但是在广泛研究作为指挥的蒙哥马利时，有一点必须指出，这就是在他一生中，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甚至在他妻子死了以后），他都把对基督教的淳朴的、绝对的信仰作为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保持下来。他的这种淳朴态度有时很难描述。在他向部队发布的文告中，上帝这个词出现的次数就像罗伯特·布朗宁的诗句最后几行中出现上帝一词一样频繁。因此，人们听到后说了些下流话是不足为奇的。他越是重复地说：“全能的上帝在战斗中与我们同在”，人们就越会想格拉德斯通日记中的这些话：“我感到当我谈论任何宗教问题时，实质上我总是想颂扬自己。”人们还会想起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计算一下那些相信上帝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将军的数目，那么你将得到一个天文数字但这一切都是题外话。丘吉尔说得很对，他说蒙哥马利是一个“克伦威尔式的人物。”实际上，蒙哥马利只不过是这位摄政者（即克伦威尔）的平易的穿着赤褐色短上衣的普通将军之一，他“是那种敬畏上帝的人，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忏悔的人。”当蒙哥马利谈论上帝的时候，他是很坦诚的，是心口如一的。如果说在他的军队里有许多人怀疑宗教，那么在他的军队里也有许多宗教信徒。
人们在研究有关蒙哥马利的著作（关于他本人的或他的战役的著作）时，如果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会注意到，这位元帅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有时坦率得令人吃惊，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几乎是煞费苦心地保持缄默。他这种对于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东西所采取的遮遮掩掩的态度是一种孩子气的态度，因为事实总是要暴露出来的。
例如，他在《回忆录》中曾一笔带过了1931至1934这三年的情况。在这期间，他的营是亚历山大港的警备部队，并且在附近的沙漠里进行了训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时期却是影响他前程的一个关键时期。他为什么要对此保持缄默呢？
我想，其原因在于（特别是在执行警备任务的初期），蒙哥马利把他的营管理得就好像亚历山大港是一个罪恶城市一样。的确，在30年代初期，这座古老的海滨城市无论对军官或士兵都具有种种诱惑力。蒙哥马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又过分以为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便对他的部队实行了极其严格的控制，但手段却不很老练，过分认真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出现了许多说他不受士兵欢迎的谣言，部队违纪人员太多了，受惩罚的人也太多（这是一个部队搞得不好的明确迹象）。这位“热情的童子军队长”做得太过火了。幸好，埃及驻军总司令约翰·伯内特—斯图尔特爵士不仅是当时的一位卓越的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很明智的人，而蒙哥马利的旅长“蒂姆”·派尔（他在战争时期指挥英国的防空部队，显示了极高的才能）也是一个器量宽宏的人。他们一同冷静地（虽然有时也说几句话）容忍了蒙哥马利的那些非正统的做法，不适当的做法以及大大小小的意外事故。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不像蒙哥马利那样的人身上，他肯定是要被解职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哥马利的许多轶事，不管是恶意的还是真实的，现在都还在流传着。毫无疑问蒙哥马利认为，要是把这一切都忘掉，那就更好一些。遗憾的是，在他一生中，他伤害过太多的人的感情了，要把这些都忘掉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