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是，蒙哥马利在这件事上保持不动摇并将他的意志强加给部属是正确的。后来在这场战役的一个转折时刻，即在25日凌晨，他也这样做了。另外，他是战役的总负责人，一方面他预计在“突入”之后将发生至少持续一周的“混战”，另一方面他知道他的步兵力量并不是很充足的，特别是自治区的几个师增援力量薄弱。他不能在战役的最初阶段分散使用步兵，而必须发挥装甲部队的作用。损失一些坦克（如果不是坦克乘员的话），他是经受得起的。然而，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使用诸如“某些高级军官意志不坚定”这类字眼则是不公正的，他显然是指拉姆斯登和盖特豪斯（第10装甲师师长）。任何人都不能指责这两个人缺乏勇气或战斗经验。就拉姆斯登而言，蒙哥马利的态度肯定是受了相互厌恶这种心理的影响，因为他们两人的气质和习惯截然相反。蒙哥马利还怀疑拉姆斯登是否能用钢铁般的意志来驾驭一个装甲军，因为拉姆斯登就其受的训练而言是一个装甲车军官。蒙哥马利有一次对我说：“装甲车军官是不作战的，除非迫不得已。他们的任务仅仅是观察，然后就离开了。”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我和第1装甲师师长雷蒙德·布里格斯少将（拉姆斯登军的另一位师长）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指出，装甲旅与陆军坦克旅在训练、宗旨和教育方面有根本差别，前者习惯于在开阔地自由机动，而后者则习惯于，“将步兵引导到目标区”。在阿赖曼战役中，蒙哥马利实际上是建议把装甲部队用作“攻城槌”。在拉姆斯登和盖特豪斯看来，这是要牺牲他们的坦克和乘员去执行他们对之没有受过适当训练的任务，他们对这种主张有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他们当时还是服从了命令。也许这件事可以用海军上将马汉的下述格言来加以总结：“一方面是要高瞻远瞩，另一方面是要有意志和能力把必须做的事付诸实施，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心眼不好的人会说这是残忍，而心眼好的人则会说这是果断”。
在战役前夕，蒙哥马利向第8集团军官兵发表了一份私人文告。这是他的第一份私人文告（以后他还发许多份私人文告），士气高涨的集团军官兵更加信心倍增。10月23日上午，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下午进入作战指挥所，晚上读了一会儿书，很早就睡了。德·甘冈曾经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针快指向零时的时候，集团军作战指挥所（建立在海岸边第10军和第30军指挥所附近）里洋溢着毫不掩饰的兴奋心情。沙漠空军的科宁厄姆也在作战指挥所里，在那里有一个专供他使用的常设帐篷，这和战争早期陆、空军互相隔离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那天傍晚，斯图姆发给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况报告说：“敌情无变化。”但是在夜里21时40分的时候，在第30军的主要正面，却开始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未有的最猛烈的炮击。弗朗西斯·图克少将（他指挥的印度第4师部署在主战线下方的鲁韦萨特山脊，在此阶段担负次要任务）曾经描述了这次令人难忘的炮击：
“从鲁韦萨特山脊下沉寂的沙漠地带传来的火炮声是从未听见过的，至少我们没有听见过，我们师的大炮也从未发出过那样的声音。在北面和南面的大片天空，电光闪闪，非常明亮，就像许多巨人在跳库塔克战舞一样，在月光下把明晃晃的剑举在头上旋转。而那声音，则在我们四周，在我们头上震颤着。我曾经经历过许多次炮击——我们自己的炮击和敌人的炮击，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柔和的炮声。当我说那声音在震颤的时候，我的意思是，那声音就像一千只飞蛾在振翅一样。”
炮火持续了15分钟，是专门用来压制已仔细测定好位置的敌炮兵连的。408门发射25磅重炮弹的大炮和48门重型炮，同敌人的约200门野战炮、40门中型炮和14门重型炮交战，我方与敌方的发射最小速率为10：1，有时高达22:1。仅英军中型炮就发射了1800发炮弹。在南面，第13军的炮火强度要小一些，于21时25分开始，但也到21点55分才停止。接着整个战线寂静了5分钟。22时正，两个军的炮兵又开火了，这次是打击敌人的前哨阵地。零时，实施冲击的步兵，借助天空中的探照灯光和轻高射炮对固定战线发射的曳光弹，开始接敌行进。蒙哥马利在他的告全军官兵书中这样说道：“即将开始的战役将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全世界的目光都将盯着我们，焦急地注视着战役的发展。”盟国肯定注视着这一战役的发展。而亚历山大则发出了一个预先商定的密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