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蒙哥马利直接地或间接地对代号为“拉特”行动的第一次袭击计划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当这次袭击由于气象条件恶劣而被取消后，他立即写信给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佩吉特将军，建议“永远”取消袭击迪耶普的计划。他认为，由于多次延期以及参与其事的部队太多，秘密已无可挽回地泄露出去了。他说：“如果要对欧洲大陆进行袭击的话，无论如何应让他们选择迪耶普以外的其他目标。”8月10日，蒙哥马利离开英国到埃及去了。而在8月19日，夺取迪耶普的血战终于发生了。对上述证据，以尽可能公正的态度进行权衡之后，我认为，在迪耶普事件蒙哥马利不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我相信，蒙哥马利本人也不会认为他应当承担大部分罪责。要是他的建议被采纳的话，迪耶普袭击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对于他所默许的从第一个计划中取消使用重型轰炸机一事，人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争论。人们会说，难道不可以进行一次卡恩式袭击或一次卡西诺式袭击？人们会说，如果轰炸机把街道都炸得堵塞起来，那么让坦克登陆还有什么意义呢？
8月19日晚，蒙哥马利听到迪耶普袭击的消息时，他正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里以司令官的身份款待丘吉尔。蒙哥马利从驻在赖盖特的第12军调到驻在沙漠上的显赫的第8集团军经历了几个复杂的过程，但这几个过程却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的。就像哲学家们常说的那样，近因是布鲁克在7月初作出的下述决定：他必须到开罗去，并以英帝国参谋总长的身份亲自调查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波斯—伊拉克地区的情况，最后与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就印缅边界的防御问题进行秘密磋商。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但关于第8集团军，布鲁克则这样指出：“很明显，在那里有些事从根本上搞错了，但不容易判明这些事究竟是什么，以及错到什么程度……危机已经来临，我必须去看看错误到底发生在哪里。为此，我要单独去。”但事情却不是这样。7月15日，布鲁克抓住一个有利时机，说服丘吉尔允许他进行这次旅行。然而，7月30日，即在他动身前一天，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却突然接到通知说，首相也决定要去。就这样，代号为“手镯”的丘吉尔调查组的人员于8月初在开罗集中了，他们是来决定第8集团军的命运的。丘吉尔是绕道来的，于8月3日到达。布鲁克因为是走更直接的路线，所以比丘吉尔早到。
阿瑟·布赖恩特爵士说过，整个事件的最终原因是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在这个自新加坡和缅甸惨败以来唯一在积极作战的战区里，英军已经损失了大量装甲部队，并且已经被迫后撤了400英里，结果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作为首相和自封的国防部长的丘吉尔，出于国家的和个人的原因，需要一次胜利，一次尽可能快的胜利，一次戏剧性的胜利，一次不言而喻的决定性的胜利。但奥金莱克在7月份的“第一次阿莱曼战役”中打败隆美尔的胜利却不被认为是这样的胜利。国会也好，国民也好，特别是首相，都没有理解这次胜利的深远意义。尽管丘吉尔后来对奥金莱克说了许多好话，但人们还是怀疑他是否理解这次胜利的真正意义。
8月3日晚丘吉尔召见布鲁克，并与之会谈至次日凌晨1点30分。会谈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奥金莱克不能再同时担任中东总司令和第8集团军司令这样两个重要职务了。第8集团军司令这个职务是奥金莱克6月25日下午从里奇手中接过来的。布鲁克当然同意这个建议，但关键问题是，谁来指挥第8集团军呢？丘吉尔建议由戈特来指挥，当时戈特这个沙漠战老手正在指挥着第13军。布鲁克争辩说戈特衰老了，丘吉尔则回答说，那就让布鲁克干好了。布鲁克回忆说：“这就让我产生了极大希望。”第二天一早，布鲁克就去做奥金莱克的工作了，而在当天下午奥金莱克就同意派蒙哥马利去第8集团军任司令了。布鲁克并不认为奥金莱克和蒙哥马利这两个人能够很好地共事，但他是如此需要蒙哥马利，以至于他已经在考虑必要时把奥金莱克调走一事了。第二天，这个故事在沙漠上发生了。首相、布鲁克以及随员们于早晨5时45分从开罗出发，途中他们与许多下级指挥官见了面，最后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丘吉尔尖刻地说道：“我们在一个满是苍蝇和军事要人的大笼子里用早餐。”这个大笼子当然就是“战斗司令部”了。丘吉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过这种司令部了，因此他对这种不舒服的环境感到十分恼怒。丘吉尔这次访问肯定不会给奥金莱克的事业带来什么好处。看来，奥金莱克过于节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