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建议，凡公开进行反国家社会主义人民领导原则的人，都应关进监狱牢房，处以重刑。为此应制定一部法律，有了这部法律，我们就能为全国内部的战争进行建立一新的基础，并首先是将那些迄今为止逃脱我们控制的事情握于我们的股掌之中。古尔特纳死后，负责德意志法律事务的法律部国务秘书施雷格尔贝尔格，针对我的提议总是重申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基础。这样的法律基础是可以建立起来。但除此之外，法制的无能当然并非在于缺少法律条文而在于人。由于古尔特纳死后领导极为不利的法律部迫切需要人员变更，我向元首推荐了人民法庭主席蒂尔拉克，他是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而且无疑决不会因小失大……法不应是国家生活中的主人，而应是国家政治的仆人……
当戈培尔获知他的部长同行和其他高级官员们一贯无视战争准则时，他就会怒火中烧甚至爆发出来。他尤其厌恶某些党的领导，尤其是戈林和弗里克在战争第三、第四年时所过的奢侈生活。在一次公务旅行途中，他注意到一些“高官”们舒舒服服地在一等车厢里享受，前线士兵却在拥挤不堪的三等车厢里站着，他立刻大发雷霆，并马上动手制定有关“负担平衡”的规定。当然他下一次去总指挥部时就阐述了他对此事和类似现象的看法，并每次都提出严格检查缺席的新建议。随后他在日记里胜利般地写道：
我关于加强战时领导的建议当然对元首的影响极大。我只需提出一个问题，就会达到目的，我提出的一切，都一条条被元首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希特勒只关心军事行动，一切有关内部管理事务的改革措施都被一拖再拖。但戈培尔毫不放松。“我不得不责怪雷博士……我指出不少枉法现象……”但这些干预却几乎没起作用。
在自负驱使下戈培尔经常夸耀他作为演说家和作家的成就。他自夸的本领实在令人惊异。“我写了一篇关于提高效率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或者“我对当前形势仅作了几句简明扼要的描述，便获得了如潮的掌声……”他自豪地写道：保加利亚国王波利斯是钦佩他的人之一。
我写的文章是他最常阅读的读物之一。是的，正如他向我说的，他在所有的外交谈话中都要引用其中的论据。他佩服德国人思维进程的精细，照他的说法，这与一战中的情况截然相反。
同他的“帝国文章”中不讲情面的直率坦诚一样，他的骄傲也丝毫不减。“正是这一点，使他对德国读者和外国读者都同样有吸引力。对自己关于毫不留情地对待“国家敌人”或解决占领区少数民族问题的观点，他也同样自豪。1942年3月16日他就此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些问题上要冷静、客观、现实得多，它只做有益于人民的事，而在这里，对我们的人民有益的就是，在那些地区严格地实行德意志秩序，毫不考虑当地小民族或多或少的利益……
一年后，1943年5月8日，他满意地引用一段在总指挥部希特勒同他就德国的欧洲问题所讲的话：
……不管怎样，元首最后说，欧洲迄今尚存的破烂小国必须被尽快消灭掉。我们建立统一欧洲的奋斗目标必须保持不变，但只有通过德国，欧洲方能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别的领导国不可能存在。
关于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和大量枪决人，戈培尔只是说：“不管从哪一方面看，我们德国人都太善良了，我们仍没有学得像胜利者一样行动。”
戈培尔不仅知道杀害数百万犹太人的详情，而且还赞扬灭绝营里的处决，并且要求这样做。
1942年2月14日，他写道：
元首再次重申他决心无情清除欧洲犹太人的态度。这里决不允许我们有感伤情绪。犹太人活该遭受今天的灾难。他们应该同我们的敌人一起被消灭，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毫不留情至此，我们为千百年遭受犹太人折磨的人类做出不可低估的贡献。在我们的人民中，最不顺从的群体也要持有仇视犹太人的态度。1942年3月7日：
犹太人问题必须在全欧范围内解决。欧洲还有1100多万犹太人。今后他们必须先集中到东部。需要的话，战后要把他们赶到某个岛上去，比如马达加斯加之类。无论如何，犹太人一日不被全部清除出欧洲，欧洲就绝无一日安宁。这带来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半犹太人如何办？与犹太人联姻的人如何办？因此我们还有一定事情要做。解决这些问题时肯定还会有很多个人悲剧发生，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时机已成熟。子孙后代们不会再有本能的冲动、觉醒了。因此我们按部就班、激进地行动是正确的。我们今天的重负，会使全国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