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相当坦诚地表达了他对“另一个德国”的态度，当时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英国上议院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辩论，涉及战后主要用何种方式对待德国人。有部分意见颇有影响，他们强烈要求区分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否则德国人民就不能被英国的宣传所打动。人们首先是和范斯塔特辩论，此人以支持不仅消灭纳粹、也要消灭德国人而著称。迄今为止，我们对范斯塔特讲话知之甚少。我动用了一切手段，去搞到她的讲话文本，因为她对我们的对内宣传肯定极为重要。英国人如此无礼地侵犯德国人民是非常愚蠢的他要是区别对待我们和老百姓，那他们将取得的成就无疑会比现在大得多，我对英国上议院表现出的这些倾向里发现了危险的苗头，所以我严禁德国新闻界报道此类言论。我们提得越少，这些政治病毒的危害性就越小。
由于戈培尔对电影情有独钟，所以他在日记中以很大的篇幅考虑国内和占领区的电影工业问题每部重要的外国电影他都要看——尤其是那些敌手的电影，他托人通过中立国搞拷贝。
1942年5月某日，戈培尔的日记写道：
下午又有许多电影界的客人造访。所有的制片人都到场了。晚上我们一起看了一部美国彩色电影《斯瓦内河》，随后我对新创作一部德国民歌电影有许多话可讲如今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人懂得如何把他们那点文化家底用现代化的表现手段创造出对目前时代有用的东西。我们相反却由于历史的灿烂悠久而背上了包袱。我们耻于用现代服饰来装点我们的文化财富，所以它们只能呆在博物馆里而不朽，最多会被一些党小组、希特勒青年团或青年义务劳动军利用。只有当我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宣讲、展现我们往日的文化财富时，这才能做到大规模古为今用。美国人深谙此道，这大概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为历史包袱所累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做。美国人只不过有几首黑人歌曲，但表达得极富现实意义，用它们征服了当今世界的大部分，还让人们深有同感。我们的文化财富博大精深，可我们没有技术和力量对它们进行现代化改造。现在必须有所转变。
戈培尔同意由德国占领军控制下的法国电影生产继续进行，并对这些电影的质量有自己的想法：
我又看了一部法国电影《阿奈特和金发女郎》，这和达里热的电影《任性》一样轻松优雅。我们必须对法国人留点心，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领导下建立一门新的电影艺术，对我们在欧洲市场上构成严重竞争。因此，我要想办法逐渐争取那些颇富天才的法国电影工作者为德国电影服务。
戈培尔有时提到他的妻子和孩子。1942年5月的日记里有一处暗示很有趣，这位著名演说家的妻子要在母亲节那天向柏林妇女作简短讲话，她“怯场得极为厉害”。下一个月里他提到，玛格达染病后又痊愈。他在另一处遗憾地说，他留给家里的时间太少，很少见孩子的面。
1942年初夏，发生了一次暗杀戈培尔事件。事件发生后，按照戈培尔严格的准则，新闻界对这起暗杀事件缄口不言。在他的日记中也只有一处提到军事法庭对此案的审理。这是一桩不公开的审判，“阴谋暗杀我的叛国贼被判处死刑”。刺客叫库梅罗，职业是无线电工程师他企图在通向施瓦尔韦尔德的大桥下遥控引爆一枚地雷。库梅罗伪装成钓鱼者，在戈培尔的车过桥前不久安好了地雷，但他被一名警觉的警察发现并逮捕了。此后本来就很严格的安全措施更加森严。
当有人向希特勒报告了这起暗杀事件时，希特勒非常震惊。他下令，只要是戈培尔逗留的地方，就应该多加武装护卫。1942年平安夜，也就是暗杀事件刚过几星期，戈培尔公邸前开来一辆巨型梅塞德斯。这辆车车身装甲厚达8厘米，绝对防弹防爆。车窗由3厘米厚的玻璃制成。这是希特勒送给他的宣传部长的最佳礼物。车子带来了送礼者最良好的祝愿和希特勒的战略命令戈培尔以后不许坐其他车。
戈培尔之所以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和不同寻常的奖赏，是因为他为希特勒不遗余力地卖命中，创造了后者所需要的成绩。戈培尔的努力可以从他在苏德战争中的日记中反映出来。同时，这些日记流露出了戈培尔对于时局的看法。下面摘录一些日记。
1941年6月23日（星期一）
昨天：天气闷热。我们的士兵不会感到作战容易。
莫洛托夫发表了演说。野蛮的辱骂，夹杂着爱国主义的呼吁，声泪俱下的谴责，不乏恐惧心理。他说：“我们将取得胜利。”可怜虫！英国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多半感到震惊。没有明确的立场。美国只表现出惊异。安东尼斯库向本国人民和军队发布了富有诗意的公告。芬兰尚未采取行动。匈牙利发表了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声明，对我们表示支持。意大利已向俄国宣战。真妙。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浪潮正横扫欧洲。元首的决定再英明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