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又谈到了犹太人问题。对此元首始终毫不退让。犹太人必须被赶出欧洲，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最残酷的手段。1942年3月27日：
……由洛林开始，占领区已开始向东驱逐犹太人，所用方法极野蛮，难以形容。犹太人没留下多少了，大体上可以确定，其中百分之六十要被消除，仅派百分之四十去干活儿。过去的维也纳党部领导指挥这一行动，做得十分谨慎，使用的方法尽量不引人注意。有一个刑事法庭处理犹太人，虽然野蛮，但却是他们应得的。元首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时忘不了他们的预感，已开始以最可怕的方式实现了。这些事上不可受感伤情绪的支配。如果我们不摆脱犹太人，犹太人就会毁掉我们。这是雅利安种族与犹太毒素之间的生死决斗，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政权能有如此的力量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元首也无疑是我们彻底解决问题的带头人和发言人，这一解决是形势所迫，因此不可回避。谢天谢地，我们在战争期间获得了一个难得机会，使我们能保住我们的和平。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机会……1942年4月29日：
……在所有被占东部地区对犹太人都采取了果断措施。数以万计的人都必须相信这一点……1943年3月2日：
……我们终于把犹太人赶出了柏林。上星期后他们转瞬间就被集中起来，短期内即将被赶到东部。遗憾的是我们发现，一些更高尚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理解我们的犹太人政策，甚至部分人站到了犹太人一边，因此我们的行动事先走漏了消息，致使很多犹太人漏了网。但我们定将抓住他们，至少在首都的犹太人肃清之前，我是不会休息的。
即使戈培尔没有自己做出对犹太人直接进行杀伐的命令，但其宣传舆论也足够使他在任何一个法庭上接受审判。
戈培尔对希特勒的敬佩是不可动摇的。1942年1月31日，戈培尔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希特勒前一天在体育场所做的夺权九周年讲话。戈培尔在结尾处说：
……公众被极大地鼓舞了……他给人民心中灌注了无穷的力量……只要元首在，就根本无须担心未来的发展。发现元首身体很好，这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只要他健康地活在我们中间，只要他精神力量、勇气长存，我们就会一往无前。这一信念今天在全体民众中再一次牢牢地扎了根。1942年3月20日戈培尔记述道：
将近中午我与元首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下午又有一次持续数小时的谈话，这些谈话深深感动了我，使我认识到，我迄今为止在柏林所做的工作，在任何一方面都符合元首对于领导人民战斗的设想……这次与元首的会见格外坦诚。你能立刻感觉到，他能够再次与一位老战友会面，他很快乐，尤其为畅谈在更大的场合中不宜谈论的话题而高兴……元首的健康外表不大可靠。如果匆匆地看他一眼，会以为他的健康状况极佳，但这不是实际情况。他跟我推心置腹地说了些话，表示他前一段感觉身体不适，他与一阵阵的头晕抗争。漫长的冬天对他的精神有很大影响，以至不会不给他留下痕迹……
我的工作获得了元首的高度称许，并使他极为满意，能这样长时间地与元首谈及一切个人问题真是太好了。他能给人以力量。谁和他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谁就会感到自己像一节重新充满了电的蓄电池。
晚上9点半钟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离开时，元首非常激动，他希望我能很快再去看他。这会儿要离开，我也觉得几乎有些不知所措……
在另一个场合，戈培尔充满感情地记述了一只小狗，这只狗是人们送给领袖的礼物，现在整天在他脚边玩耍。他整个心灵属于这只小狗1942年5月1日，戈培尔写下：
领袖审批了我为五月一日向德国人民演说的讲稿。这篇演说对社会人民国家做了一个极其详尽的解释，很适用于国内宣传工作。在本文中领袖首次对纳粹国家的目标以详尽的形式做出了规定。
几天前的4月26日，希特勒在国会作了一次发言，对东线的困境毫不掩饰。他说，他已决定接管最高指挥权，只有这样，德国国防军才能有救。然后他要求国会允许他使用这种总括性的统治手段，戈培尔早就要求在“本土前线”上运用这种手段。
戈培尔考察民意，主要是采访他母亲。1942年1月29日，戈培尔和他母亲进行了详谈他称自己母亲比大多数的民意专家更熟知民意，那些人只会从科学经验的高高遥望台上做出判断，而这里人民的声音自己在说话，我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首先，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像中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始终坚持简单和重复。只有那些能用最简洁的表达方式说明问题，并且有勇气不顾知识分子的异议，用这种简化形式永远重复下去的人，才会长远取得影响公众舆论的根本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