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一开始，戈培尔就被一种感觉折磨着，即他的见识与能力不再得到希特勒应有的欣赏了戈培尔认为宣传对政策决断具有重要影响，可希特勒这时却只对军事决断感兴趣。这样的话，戈培尔充其量只能间接地发挥作用。1941年6月通过了关于一次德国对英国入侵的日期。他命手下在《民族观察》上发表这则消息，一旦外国报纸转载这一表面的泄密事件，就立即没收所有发行出去的报纸，想以此引开对突袭苏联的真正计划的注意力，戈培尔还散布谣言说，由于泄密他在元首面前已失宠。
可希特勒总是在他坚固的密室里与他的指挥地图和态势报告在一起。戈培尔的口才因而无用武之地，即使希特勒有时候会把他叫到总指挥部，让他阐述一下他的政策方略，可他很快就清楚了，现在唯一实行的政策就是武力。他在希特勒周围是没有朋友的。他只得满足于自己无足轻重的跑龙套角色。他不停地行动，以提高自己在周围人眼中的地位。他确实有些建设性的意见，但精神上却备受折磨，因为没有人重视他的意见，而且经常根本没人听他的。戈培尔一再主张友好地对待乌克兰人，以把他们争取过来，而不要用残暴的掠夺政策把他们变成死敌。
在最初的辉煌胜利之后仅几个月，人们看到苏联这个大国显然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踏平”的。对此，戈培尔试图在一份详尽的呈文中证明东部的战争不仅要靠军事手段，也得靠政治手段。希特勒却没功夫读这份呈文可这时东部占领区的部长罗森贝格却抱怨戈培尔越俎代庖，未经授权就插手他的事务。而一心扑在他的作战地图和征服世界计划上的希特勒对这一位部长的诉苦、那一位部长的呈文则一概置之不理。
戈培尔在自己的亲信圈子里说，他是纳粹中的第二号重要人物。他自诩为天才的宣传家、政治家，并首先是他这一时代的重要历史学家。
20年来戈培尔一直坚持不懈地认真写日记，而且每天几乎有一小时都用来做这件事，已经有23个厚厚的本子写满了他的带棱角的小字。戈培尔深信，这些本子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一时代的历史中最丰富的材料来源。他严格地秘密保管着日记，本子都锁在一只极大的钢柜中，钥匙他不论白天黑夜从不离身。
纳粹党报建议，战争结束后出版发行戈培尔日记300万册，戈培尔嫌太少而拒绝。他无限夸大他的日记的文学、历史价值。他幻想胜利之后隐居乡村，安安静静地利用他日记中的丰富材料写作。此外，他还要完成关于希特勒的纪念文学，其中两卷已有了提纲，甚至已经出现在一些私人印刷物中。戈培尔对他文学前程的梦想还包括一部德国1900年当代的历史著作、一部“有点基督教的具有实际意义和政治价值的著作”以及一部电影艺术评论集，“它的文学历史价值将不亚于、甚至超过莱辛的《汉堡剧评》”。在关于基督教的著作里，他将“肃清旧的过时理论，由此建立一套全新的20世纪人类伦理学体系。时不时地这位诗人、思想家、历史学家戈培尔还将从田庄来到首都—就像“那位来自萨克森森林的老人”俾斯麦有时做过的那样—针对时局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吐出个把一字千钧的字眼儿。
戈培尔曾告诉泽姆勒，他的儿子赫尔穆特如果去从事“可鄙的政客职业”，他可无法忍受。那孩子应该去做农场主。当他完成学业以后，有朝一日就能管理希特勒在战争胜利后极有可能封给他父亲的田产了。
戈培尔有一次对自己下属说：“话说得好，政治扼杀个性。它令人野心勃勃，过分地追求名望，虚荣自负，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比较卑劣的人格，当个人的权力斗争和排挤对比使两者占据重要地位，则人们自认为为之服务的事业反倒退居次要地位了。”
又一次，戈培尔却又完全持相反观点，表现出对政治家生活、工作的激情，纯粹出于对自相矛盾的乐趣，他可能会在今天精心而且高明地把论据组织得天衣无缝，明天又出于同样的乐趣推翻这一切。
除了自己作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的打算，戈培尔也没有忘记自己往日的辉煌。他常常向人们吹嘘，若不是有他，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会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1941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声称在四个要点上，他极大地推动了纳粹党的发展：
1．国家社会主义在南德最初那些年里纯粹是一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成分。作为莱茵地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他是将社会主义思想带出莱茵—威斯特法伦省并使其走向慕尼黑纲领的第一人。最初慕尼黑纲领在莱茵地区很遭到冷落，因为它与德意志民族党纲领几乎毫无区别，并且没有涉及工人阶级，是他戈培尔最早促成了在这场运动之中建立一支社会主义工人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