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他征服了柏林并因此奠定了在全帝国内夺取政权的基础。缺了他，柏林党永远只能停留在狭隘的地方运动水平上。
3．他创造了大型集会活动的仪式风格和技巧，如群众集会、旗帜游行、火炬游行。只消将过去的慕尼黑啤酒厂集会与随便哪次由他布置的柏林体育场巨型群众集会比较一下就行。慕尼黑啤酒馆里全年的纪念会，因其啤酒杯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总使他想起九柱戏俱乐部的集会。
4．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元首神化”的成功。他使希特勒带上了一贯正确的神圣光环，并使得那些甚至在1933年以后也没有对党真正持友好态度的广大民众中间，有很多人却表现出对希特勒本人的无比信任。这一点始终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千百万德国人虽然不信任党，但完全信任元首。
毫无疑问，实际上希特勒作为元首获得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戈培尔。
戈培尔在战争的那个阶段对他的使命有明确的认识：“我可以作为一种民族灵魂的医生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他对他的下属说，他感到，不论是老百姓还是作战的军人，他对他们的情绪和心态都负有责任。法西斯战争开始以后，戈培尔很难接近希特勒，这使他痛苦。因此，他在自己周围制造无间歇的工作的急流，多少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他奉献给家庭，首先是奉献给子女的时间少得可怜，并且就像他的工作日一样精心安排。为了不浪费男主人的宝贵时间，玛格达通常总是当办公室一来电话通知帝国部长先生已经上路，就让孩子们站到大门口迎接父亲。
作为父亲，戈培尔通常要到周末才能见到他的孩子，由他给他们一个个分巧克力。
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之后，大约有7000张文件稿纸散落在宣传部的院子里。苏联士兵想烧掉这些纸堆，但一个收破烂儿的被稿纸的优良质量打动了，他搞到了这些珍贵的紧缺商品，从而从火中挽救了这些部长的战争记录，日后整理、审编这些已部分烧糊了纸张费了很大气力。1947—1948年路易斯·P·洛赫纳编辑了这些材料，并发表了其中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部分。手稿原件同埃尔伯菲尔德日记一样保存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所有手稿的复印件保存在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里。那些年戈培尔已经不是亲自写日记了，而是口述给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是速记专家奥特，戈培尔在一家新闻社里发现了他，在部里给了他一个行政专区顾问的职位。戈培尔很快就对奥特的绝对可靠和守口如瓶深信不疑，从此便向他口授一切机密，包括他的日记。与戈培尔早期的日记不同，这些战争期间的记载更具有“官方”的性质，可以让人觉察到，戈培尔不是单纯地作为一个记日记者，而是作为一个未来的历史学家做准备工作
戈培尔自己动笔写日记时，远不能像1941年以后如此详细地表述自己，因为缮写的工作是由一个每分钟能记录350个音节的能干的秘书来作的。口授日记一般在夜间进行。奥特上床时，总把一个速记本、一把削尖的铅笔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机旁。部长一打来电话，奥特便拥着被子坐起身。1942—1943年的冬天很冷，取暖燃料又供应不足，他经常是一气划满整整一本，直到戈培尔以每分钟超过300个音节的速度说得精疲力尽为止。
此后，戈培尔也从未抽时间将奥特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摆在他面前的打字稿再检查、润色一番。因此，文本中出现许多重复和文体修辞上的参差不齐
戈培尔1942—1943年的日记展示了一个面貌，希特勒正领导着战争。戈培尔从未忘记，他不仅是宣传部长，还是柏林的省党部领导。自从他在帝国首都获得了他曾在全国范围内追求的那种绝对权力，他就更加兢兢业业了。对戈培尔而言，宣传从不仅限于新闻审查、文艺审查，而是意味着对全体人民的总体生活态度、思想世界的监督。战争中内政部长的职位出现空缺他曾作过极大努力，希望这个部也交由他领导。他想对战时经济的总体组织施加更大影响。他一再向希特勒呼吁，不要对“资产阶级官僚们”如此宽容，应当授权他“在各处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当然，他能每月见希特勒很少超过一次，尽管希特勒总是被戈培尔的雄辩打动，并认为他的全部论点几乎都很有道理，可雄辩的宣传部长一走，他立刻就将他忘到脑后了。“一走出他的视野，也就走出了他的脑子”。一次他从指挥部回到家后，曾这样对他的副官叹息。即使得不到他所热望的绝对权力，他也始终觉得自己在一切内政问题上是元首的代表。他永远不知疲倦地为严格审查制度提出新建议。1942年3月20日，他又一次从总指挥部回到家里后，在日记中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