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深知，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在广大群众中都享有广泛的影响。因此，他认为还是暂且避免公开的争端。他阻止了一次事先计划的对因窃听英国电台而被捕的宗教人士的公开审判。在1942年4月10日的笔记里，这位柏林党部书记解释了他解决帝国首都教化问题的设想。
时下柏林卖淫活动猖獗。一次大搜捕表明，所有染指的妇女中百分之十五以上患有性病，其中大部分甚至患有梅毒。我们务必要采取措施，不能永久地对在帝国首都建立妓女区这一问题搁置不问，汉堡、纽伦堡和其他若干大城市都面临这一问题。对这样一个有4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不能按照基督教主义道德观进行组织和管理……
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之后，戈培尔非常重视尽量灵活进行战争宣传，迎合他一贯面向的国内外听众。他认为新闻通讯尤其重要，他不是要如何通过它提供消息，而是赋予它政治任务。他1942年2月9日写道：
我认为帝国占有通讯社极为必要。新闻政策是国家的崇高职能。国家本身决不能放弃它。新闻政策是一项基本政治事务。这类政治事务应由帝国掌管，而不是由党掌管。党也没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新闻通讯新闻通讯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由管理国家方面的消息组成，剩下的一丁点儿百分比才是党务消息。尽管要达到这一结果需要战斗，但我决不放弃……
他在别处写道，新闻通讯尤其在战争期间教益作用多于提供消息职能。通过新闻应该使人深思，应该激发大家思考如何管理国家方面的问题。他提到，有些词在战争期间必须避免使用，就像魔鬼要避开圣水那样。这些词有例如“破坏”、“暗杀”等等。这类概念必须从日常语言中消失，以防人们产生愚蠢念头。戈培尔说，言语会引起危险的后果，即使所说的话没有什么特殊的相关联系。出于这种原因，他于1942年2月开始操心在占领国应使用什么样的词典。
我发起由我们部为占领区编写词典，在那里首先应教授德语。而那种德语应含有符合我们现代国家思维的专门用语。首先应将源于我们教义的用语翻译过去。这是一种间接宣传，我对此一直抱有期望。
就在同一天，戈培尔详细叙述了如何才能使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战争造成的日益贫困指出我们在进行这种宣传时必须考虑到眼前日益减少的仪器定量，这必须向大众仔细解释清楚。我让所有的人挑选理由，加以组织，力图有力地解释短缺问题。这些理由虽然很吸引人，但我还是有一些怀疑它们是否能说服别人。因为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黄油和肉食时，是听不进那些花言巧语的。
戈培尔坚决认为，在战争的第三和第四个年头，纯客观的消息要比富于感情的评论和论战更具宣传效果，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他于1942年3月23日谈到他对英宣传：
我们据一位可靠的内线人断定，我们的英语广播在英国影响很大。不被接受的只是一种带攻击性、傲慢而又侮辱的口吻。这一点我经常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提起，敦促他们立即改变这种弊端。目前人们对英国人只能通过循循善诱的方法有所企图首先英国播音员豪豪勋爵就是大论战的一把好手，但我认为大论战的时代大势已去。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头，人们必须采用不同于第一年的宣传形式。第一年人民还愿意听这种口吻，他们惊叹于它的风趣幽默和思想深度。可今天人们只愿听事实。事实说得越巧妙，和听众越贴心，效果就越强烈。
戈培尔提到的“豪豪勋爵”，真名是威廉·乔伊斯，他在战争爆发不久，头一次发表广播讲话后，《每日快报》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乔伊斯一露面就被认为是一个滑稽人物，这首先由于他那矫揉造作的语调，他硬装出来的幽默很快大受欢迎，他本人将之归功于这个绰号。德国宣传部长在战争第一年就通过“可靠的内线人”得知对英国播音的乔伊斯的听众数以百万计，这倒是个正确消息。这不是因为他的反英宣传，而是他语调“高雅”的噪音，乔伊斯认为这是听众的功劳。“豪豪勋爵”被搬上了无数的文艺歌舞舞台加以丑化。这样威廉·乔伊斯竟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广播中，他也成了受人欢迎的滑稽人物。当戈培尔对不幸的乔伊斯直呼其小丑外号时，他显然没有想到，他已深深刺伤了这位广播官员
盟军攻入德国以后，一位英国士兵向乔伊斯提问时听出了他的声音，马上逮捕了他。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声音是多么出名。他被送上法庭，处以绞刑，因为后来入了德国籍的乔伊斯在第一次德语广播时还是英国公民，故而犯有谋反罪。乔伊斯原是爱尔兰人，一生痛恨英国。他参加了休斯瓦尔德·摩兹利爵士所谓的法西斯党，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与其说他是个滑稽人物，倒不如说他更是个悲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