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新闻周报，还有仅为宣传服务、充斥整个晚上的纪录片，如《火的洗礼》、《西部的胜利》、《永远的犹太人》。《火的洗礼》放的是用先进技术拍摄的燃烧中的华沙，旁白在尖刻地嘲笑张伯伦没有能力向波兰人提供允诺过的援助。这些纪录片大多是在接待会上放映，以给中立国的外交代表留下深刻印象。为制作销售这些影片戈培尔用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其拷贝也大量出口到中立国，主要是拉丁美洲。德国新闻周报靠专机运出去。
纳粹新闻发言人泽姆勒与戈培尔长期关系密切，戈培尔让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
泽姆勒首次见到戈培尔时，意外地发现戈培尔很“可爱”。但很快他就认识到，作为部长家庭中的一员，虽然有听取戈培尔爽直风趣谈话的好处，有时却又当作某种“高级奴才”使唤，唯一的任务就是为那位帝国部长无尽的兴趣和需要操心。
戈培尔并不想与他的工作人员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他更喜欢把他的手下看作是毫无个性的工作机器，任人随意开关。他把他们仅仅是当作自来水笔或者手表之类需要时时修改、更换的用具。
泽姆勒发现，在戈培尔家吃午饭、晚饭虽然得交肉票、油票，但饭菜却很清淡，只与主人的简单胃口相符。戈培尔十分重视衣着的讲究，泽姆勒的前任被解职，只是因为他的裤子褶儿和袖口不符合部长的审美眼光。
戈培尔的情绪是多变的。他时而沉默不语，显然陷入了沉思，时而谈风甚健。他惯于生动地描述一日里的事件、印象、想法，但越来越让人觉得那是一场他本人的讲话，而不是饭桌上的对话。如果话题论及他即将作的一次讲演或者正在写作的一篇文章，这时人们就会觉得他似乎是在口头“打草稿儿”，好在誊清之前进行确定。他喜欢讲述他自己生活中的轶事，并几乎总是相当尖锐地评判其他人和党内头目。就连希特勒本人，也时时在这种坦率的席间谈话中遭到批评。在日常宣传会议上，可以听到他的“咆哮”，热情洋溢地支持一种观点，又尖刻地嘲讽另一种观点，而两小时后，在他的桌上客中间他又变得达观多了，让人看到另一个戈培尔，亲切、迷人了许多。
戈培尔对戈林更多的也是轻蔑，戈培尔喜欢摆出蔑视者的姿态。他很为自己对同仁，尤其对手下一贯猜疑感到自豪。戈培尔对他周围的环境，甚至对他最亲信的手下都满腹猜疑。他经常声称，这样他就感到自己与腓特烈大帝、俾斯麦以及希特勒为伍了。希特勒永远不能停止怀疑他手下人在欺骗他，或者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瞒着他。戈培尔也时刻担心会有什么阴谋诡计危及他的地位。他不相信手下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只看到每位同仁的阴暗面，并且公开承认，他不折不扣地敌视别人。
工作流程中一旦出现停顿，戈培尔就格外神经质。他无休止地思维，需要不停地忙碌。他总是需要确定人们少不了他，以及希特勒身边的小圈子做重要决定时不要忘了他。他的自信心依赖于他永远处于事务中心的地位。戈培尔平常谈得最多的是，他总是担心别人给希特勒出的主意不好，而他戈培尔又无缘常在元首的鞍前马后。纳粹新闻处处长迪特里希在1941年10月举行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苏联红军已被击垮，溃不成军，东线战争已几近全胜。戈培尔对此不负责的宣传大发雷霆。戈培尔不喜欢希特勒下令特别报道要在一天之内反复播出。一段时间以后，军事报道就失去了它的特色，军乐曲也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1941年5月10日，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时，弄得戈培尔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没有做出指示，称病回到他的田庄朗克隐居了一些日子。听到赫斯飞到英国的消息先是以为这是个迟开的愚人节玩笑，以至他先与慕尼黑进行了一次特快通话加以证实，如何恰当地向德国人民和全世界报道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而英国人起初缄口不言使得形势更加严峻。
当戈培尔重新鼓起勇气回到部里，希望多少挽回一下这一宣传上的惨败，其作法是把公众的好奇心引开，大张旗鼓地报告前线的消息，夸大一场谋杀，甚至不同寻常地在普普通通的交通事故上浪费篇幅、占用电台播出时间。这样，多年来精心描绘的最忠诚的追随者的光辉形象一点一点地烟消云散了。人们议论说：希特勒的副手在干出这次出格行为之前几个月里就已经举止怪异了戈培尔私下里对他更是大加贬斥。他讥讽地对新闻发言人泽姆勒说，赫斯在儿子降生时，就从全帝国各省州搜罗了一些土地，铺在婴儿的摇篮下面。赫斯还希望戈培尔能提议让他当柏林的省党部头目。本来他想送一块柏林水磨石，最后却决定从他花园里弄点肥料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