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播送新闻、政治讲话以及其他各种宣传手段校正德国疆域内电台听众的世界观，这是由戈培尔部里的广播部门组织进行的。最重要的固定节目中包括汉斯·弗里茨舍每周一次的评论，并几乎每星期都要宣读宣传部长在《帝国》杂志中所作的社论。
随着德国势力范围的扩大，外语台的数量也增加了。1942年柏林广播电台播出或监督着27种语言的固定节目。短波台负责向海外播送戈培尔的宣传，主要是向美国、英属殖民地、近东、远东、非洲及拉丁美洲。至于音乐节目，戈培尔于1941年决定优先满足前线士兵的娱乐需求。他在1941年3月1日的《民族观察》中解释道，爵士乐迄今为止因其犹太人及黑人特色而被禁止，但现在在拟定广播计划时，与政策方面的考虑相比，更应当以实践方面的考虑为指导。士兵被紧张的作战或繁重的修筑工事劳动搞得很累，到晚上是没有情绪去听严肃音乐的。因此，必须给他们听点儿轻松的。今后帝国电台要注意这一点，而德国电台却应始终播放好的古典音乐。
然后戈培尔详细谈到显然更为前线士兵喜爱的爵士乐并解释道，在这一方面也必须要区别对待。怪诞、无调性的节奏，以其尖锐刺耳或絮絮细语一般的声音使每一个真正懂得音乐的人都感到厌恶，因此仍然是被禁止的。另一方面也不可忘记，我们祖父母时代的华尔兹不意味着音乐每一步发展的结束，我们所处的不再是毕德迈耶时代了，而是生活在一个旋律受到机器马达的轰鸣影响的20世纪。这一音乐及社会历史分析的结果是，前线士兵听到了经仔细选出的爵士乐。节目的安排委托给了汉斯·欣克尔，部里负责照料部队事务的部门即由他领导
有时这个部门也在“力量来自欢乐”这一指导原则下，也经常安排话剧队、音乐家、小型歌舞剧演员上前线演出。
散布在从芬兰到非洲，从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到高加索山的德国军队当然不该只有音乐电影和小型歌舞剧的欣赏，他们还必须有阅读的东西。这也是由戈培尔部里的一个部门负责的。它提供专为作战部队出的前线报纸和杂志。其中的一种——《绿洲》就是特地为非洲军团出版的，它不是在柏林印刷的，而是在的黎波里。书籍也受到重视。截至1941年底，已有6万个战地图书馆，它们部分是以捐赠的方式，部分是以购买合适图书的方式建立并完善起来的；约瑟夫·戈培尔本人的著作一定要有足够的供应。
涉及到“本土战线”，戈培尔代表一种似乎理智的立场：艰难时期让居民们尽可能地放松直到战争全面铺开之时才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剧院。但在1940至1941年的演出季节，还有255个国家剧院、175家私人剧院和142个露天剧院开放。戈培尔始终把电影看作是最重要的娱乐手段以及对公众最有宣传影响的手段。戈培尔认为，在战争期间必用无害的，尽可能轻松的娱乐片使公众放松。政治宣传教育的任务，他主要是交给了纪录片、教学电影以及有时延长至40分钟的新闻周报但也时时摄制具有倾向性的故事片。受官方委托摄制的新电影《愿望音乐会》、《俾斯麦》、《尤德·聚斯》、《奥姆·克吕格尔》、《我控告》和《还乡》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愿望音乐会》是关于一个德国青年士兵的浪漫故事。通过电台举办的“给国防军的愿望音乐会”与他的姑娘结合了。《还乡》是一部激烈地反对波兰的电影，其中的波兰犹太人试图强奸一个德国女教师。但绝大多数在戈培尔的保护伞下摄制的电影——每年约100部，是非政治性的娱乐片。
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及中立国家，德国电影的销售得到很好的组织在被占领地区，摩托化流动电影院补充了可支配的电影销售、租借组织。另外，还设立了制片组，摄制针对相关地区主题和趋势的短片。
战争期间，比利时上演的电影约五分之四产自德国。其它被占地区的情况也类似。法国的电影业，获准在被占期间继续进行，但却受到很大控制，影片的出口也要受到占领军机构一定程度的限制。公众的反感尤其表现在对待德国的新闻周报上。放映中经常有人吹口哨，呼喊，于是灯被突然打开，好让剧场里的宪兵发现并逮捕那些示威者。被保护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在布拉格，一放新闻周报，电影院的厕所就人满为患；捷克观众常在厕所外面排成长蛇。戈培尔十分重视在质与量两方面扩充新闻周报。据宣传部的官方统计，1942年每期新闻周报的拷贝都不少于24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