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画报》的目录页上，刊登了那时已经变得很著名的三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只有希特勒在微笑着。戈培尔最小的孩子——女儿海德的出生才是和解的标志。在大众的嘴里，这个孩子被称为和解的孩子”。
戈培尔又扑在了他的工作上。当然不时还有风流的冒险，但这些都不足以威胁到他的婚姻。
1939年冬爆发了法西斯战争。新的忧虑随之而来。在末日到来前不久，戈培尔烧毁了他大部的私人信件和回忆录片断。戈培尔的新闻助理威尔弗里德·封·欧文记得戈培尔在浏览照片时突然停下，隔着桌子递给他一张大照片，并说“您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漂亮的女人”。这是一张丽达·巴洛娃的照片。戈培尔拿回照片又仔细端详了大约一分钟，然后撕掉了这张照片，把碎片递给了欧文，说：“投到火里去吧”。
八、战争早期
尽管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十分有效，他自己演说及文章十分富于挑衅性，但他却倾向于避免发动法西斯战争。其原因在于，一场战争将会增强军队的势力，而削弱他自己的存在意义。
虽然德国军队在1939年秋及1940年春迅速取得了最初的几次胜利，戈培尔却几乎没有抱什么幻想。他坚信，这场战争将旷日持久，并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战争初期，部里主管新闻部门的汉斯·弗里茨舍如下记录了戈培尔当时所做的按语：
所谓的公民表决在战争期间并非决定性因素。热情仅仅有如稻草点燃的火一般短暂，它对我们毫无用处，这样的火不宜煽动，因为它毕竟不能持久。我们不应该心存幻想。这将是一场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在此，在肆地欢庆胜利还不如日复一日坚决地履行战争义务来得重要。
然而这位部长的怀疑态度并没有阻止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去满足希特勒战争导向的需要。收听外国电台立刻被禁止，违者予以惩罚，由此德国公民的信息来源被限制在戈培尔的官方发布范围之内。宣传部的官员以及其他那些因工作需要而须收听敌台的国家公职人员，必须获得特殊的批准及证明。但这些批准也只限于工作时间以内，擅自将工作权限扩展至下班以后及私听收音机的人，也像收听敌台的平民百姓一样要受到惩罚。因公收听敌台的人有义务绝对守口如瓶，任何向第三者传达信息的行为将招致监禁。
在发动战争的德国出现的这一信息“真实”，被戈培尔用纳粹宣传大厨房里炮制出来的各种官方透露、评论、报道及插入加以填充，其中还包括对敌国国家军队及首脑发动的诽谤战早在战争爆发初期就有一个这方面的例子，那是英国客轮“雅典号”在大西洋中沉没的时候，船上大部分乘客是妇女和儿童。当时，它是被一艘德国潜艇“无意中”用鱼雷击沉的；日后海军上将李德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陈述证明了这一事实。而戈培尔却指使《民族观察》、《种族保持》宣称，击沉这只客轮是由当时英国海军部温斯顿·丘吉尔布置的，为的是以后指控德国人犯下这一罪行。
为歌颂德国的进军表现，戈培尔出了一系列主意。1918年福赫元帅在一辆（节）豪华车（厢）里承认德国投降，由戈培尔提议，那辆（节）车（厢）又从巴黎博物馆里取了出来，陈列在茨比涅森林里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那时的耻辱就这样由现在辉煌的胜利勾销了。被占国家的代表必须在希特勒面前承认投降，而希特勒坐在22年前福煦元帅用过的那张沙发椅里。德国新闻周报在法西斯德国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这一情景，解说员格外强调地赞美这一历史象征。
在许多被占领地区，德国国防军刚一站稳脚跟，那里的广播电台就被接管了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宣传部总是做极其充分的准备。
“荷兰军队投降后第一天，30个柏林电台职员就出现在荷兰，所带技术装备十分齐全，可以替换任何一台毁坏的机器，甚至建立新的发射台。除此，他们还带了准备好的节目底稿及毫无瑕疵的荷兰语录制的磁带，足够用两个星期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用带来的节目，而是让荷兰电台的播音员照常播出他们的节目，唯一的命令是禁止播放英、法和犹太作曲家的作品，告诉荷兰播音员尽管继续工作，还可以或多或少地讲些自己想说的话。但每次播音时都要有一个荷枪实弹并懂荷兰语的德国人在场。
为了通过播出划分成不同主题的宣传节目，让即将被占国家的居民为面临的事件有所准备，戈培尔还制定了方针路线。第一步，要创造一种友好的气氛：“德国，一个好邻邦。”第二步，在不断声明对被占国居民的友好情谊的情况下，该国府则必须遭到日益严厉的批判。第三步，如果可爱的居民们不能及时推翻他们可恶的政府，以此免掉德国国防军进行干涉的麻烦，那么就要用暴力进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可怕后果来进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