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还不知道戈培尔太太伤心的原因。第二天早晨，有人把戈培尔夫妇和解的背景告诉了他。希特勒立即派人把戈培尔请来，他决定亲自干预此事。希特勒把玛格达请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她坚持不愿意再和她的丈夫有什么牵连了。希特勒驱车前往柏林，命令戈培尔晋谒，戈培尔维护着他与巴洛娃的爱情，甚至做好了声明放弃他的部长职务的准备——如果这是他和与巴洛娃结婚惟一可能选择的话。他想到日本去当大使。希特勒十分生气，他说，作为德意志的部长，戈培尔不能放任自己卷入这样的私生活丑闻之中。他必须立即放弃巴洛娃，并且永不再见她。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执行的元首的命令。根据希特勒的意思，巴洛娃被柏林警察局长赫尔道伯爵请到了警察总局。他让她的女友和知己希尔达·科伯陪同她前往。
赫尔道夫以希特勒的名义转告巴洛娃，她至少在6个月内不许见到戈培尔。如果他们在这之后仍然相爱的话，也许会有提出离婚的可能性。巴洛娃晕倒了，希尔达·科伯激动地大叫送花露水来。在她苏醒之后，赫尔道夫尽可能客气地告诉她，她不仅必须马上断绝和戈培尔的关系，她还得尽快离开柏林。她的事业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这关系到她的安全，她必须在德国的土地上消失。
巴洛娃愤怒地回答他，她说，如果事先不和她爱的人再谈一次话——哪怕是在电话里，她绝不离开。否则她就会立即结束生命，反正她的生命对她已经毫无意义了。而这样就会出现一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避免的丑闻。在希尔达·科伯徒劳地努力使她的女友安静下来的时候，赫尔道夫来到隔壁的房间，向伯格霍夫要求了一次特快通话，最后他得到了必要的“元首许可”。希尔达把呜咽着的女友带回自己家里，她要在那儿等待戈培尔的电话。
电话铃终于响了。戈培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我的朋友赫尔曼·戈林的家里和你通话。”希特勒要求，戈培尔和他情人之间的电话谈话要在有一个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戈培尔很镇静地和丽达说话，就像他一向所做的那样称她为丽杜什卡，而她痛苦地哭泣着。他对她讲到责任和坚强起来的必要性，然后向她告别，最后说：“经历了这场加之于你的痛苦之后不要变成一个坏人，保持你的本色。”
戈培尔回到朗科隐居了几天，闭门不出，直到他的自制力又占了上风。在此期间，不幸的丽达在她的住所里哭得死去活来，但戈培尔已经说服她放弃了自杀的企图。她拍摄的电影从银幕上消失了，她的合同被解除了。丽达躺在床上生着病，充满绝望。戈培尔烙守着希特勒的命令，避免和她接触。但丽达还是在柏林又待了几个星期，希望能见到他。唯一的一次见面机会终于出现了。她开着她的捷克小汽车沿着选帝侯大街行驶的时候，发现戈培尔的梅塞德斯就在她的前面。丽达驱车尾随着它。在一条安静的大街她把车子转到了马路的另一侧两辆汽车都停了下来。戈培尔和丽达对望着戈培尔毫不动容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这最后的一瞥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或者更长。然后戈培尔给了他的司机一个信号，汽车徐徐地驶远了。这段感情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
1938年的这场风波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在以后三年的关系上罩上了一层阴影。而戈培尔夫妇之间依然深恶痛绝。1941年春天，玛格达曾试图带着孩子们坐汽车逃离第三帝国。但她在抵达奥地利和瑞士原先边境上的布雷根茨附近时被拦住了，被用飞机押送回柏林软禁起来。希特勒认为她的逃跑不是出于政治动机，便释放了她，宽恕了她，但要她答应行为检点一些。希特勒提醒她，现在正在进行战争。玛格达的出走本来可以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因此，希特勒有绝对必要的理由将此事包起来秘而不宣。
1942年，戈培尔和玛格达生下最后，也是第六个孩子海迪·戈培尔。柏林人都知道他是“破镜重圆”的产物。但在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和解。破镜无法重圆了。
戈培尔是否真的为了他的飞黄腾达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联想游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和丽达分手是十分痛苦的。直到1939年9月，整个一年中，戈培尔都是在心情绪低沉、痛苦中度过的。戈培尔的仕途也为此险些中断。他在德国法西斯政界和整个德国，被搞得名声很臭。玛格达开始坚持离婚，拒绝和她的丈夫言归于好，但后来希特勒把他们二人召到伯希特斯加登，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这对夫妇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