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在广播里讲话，但我却有这样的感觉，我的演讲并不具有说服力那个由内政部任命的国家广播电台的代表剪短了我的翅膀，打断了我的牙齿。没有了翅膀，人就不能飞翔；没有了牙齿，人就不能咀嚼。我倒愿意晚上在施特格利茨、哈伦泽、新克尔恩讲话，那里的大厅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而且所有的人都被一种疯狂的斗争热情所感染。
戈培尔喜欢故意挑起事端，侮辱别人，他总是尽可能公开地用血腥的方式进行报复。有一次，一份“街头小报”对他和他妻子进行了私人攻击，戈培尔就派了手下的一个暴徒到编辑部找到那个编辑，用马鞭痛打了他一番，直到他浑身是血地倒在地板上。然后，这名纳粹分子把名片放在桌上，扬长而去，在场没有一个人敢去拦阻他。
1932年1月，在库尔菲斯腾达姆大街又发生了一起流血事件。事后，冲锋队的头目格拉夫·黑尔道夫和几个冲锋队成员受到指控，戈培尔也作为目击者被传讯，戈培尔和检察官在地上扭打了起来。最后，戈培尔高声怒骂检察官，然后让人把一份满纸侮辱之词的声明记录了下来，交了500马克罚款，被释放。那些被起诉的冲锋队队员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也都被释放了。
在这次审判后不久，戈培尔又一次被他的老对手魏斯禁止在三个星期内在公共场合讲话。1932年2月，因为戈培尔冒犯总统，被驱逐出国民议会。4月，戈培尔以攻击国家元首的罪名被最高法院起诉。那是一份发自莱比锡的长达40页的起诉书。可紧接着戈培尔搞到了一份州议会议员的委任书，这使他又重新获得了议员豁免权。到了5月，对他的起诉撤销了。7月，戈培尔在家乡莱特遭到了石击。11月选举前不久，政府交给《进攻》一个任务，将这一系列事件刊登出来，澄清真相。戈培尔把所有零售的报纸都拿来，并让人把它们“庄严地扔进护城河里”。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在他的内阁里暂时只有三名部长是国家社会党人。
在很短的时间里，德国剩下的那一点可怜的民主也被扼杀了。戈林成为普鲁士邦内政部长，政府内特别是警察局的所有重要职务都由绝对忠实可靠的纳粹党人取而代之。敌对的报纸，而且不仅仅是左派的，包括中产阶级的都被查封。1933年2月24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总部被纳粹党占领。三天以后，国会纵火案发生了，这为纳粹党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正像戈培尔描述的那样，他们不仅“要把所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压制下去”，而且要按照早已精心拟定的名单，把成千的政敌拘捕，不管他们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戈培尔详细记述了1933年2月27日晚上发生的国会纵火案。
晚上我在家里工作9点钟元首来吃晚饭，我们边听着音乐边交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这一定是假话，所以连提也没向元首提起。我向多方打听消息，终于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国会确实起火了。从巨大的圆顶里喷出熊熊燃烧的火舌，有人纵火！……我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元首，然后我们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从夏洛腾堡公路驶往国会。整个建筑都起了火。我们越过一根根粗大的消防水管，通过2号大门，来到了巨大的长廊里。这其间戈林迎面而来，过了一会儿，巴本也到了。从种种迹象可以断定，这是一起纵火案。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招，他们试图通过纵火制造恐怖事件来引起混乱，以便在混乱中夺取政权。
后来，国家社会党自己承认国会纵火案是它所为，是以此借口击败当时尚有600万选民支持的、有84个议会议席的德国共产党。
此后，纳粹党成功地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行动”的谎言对年迈的总统施加压力，迫使他签署了紧急命令。在这些紧急命令的帮助下，希特勒把一个民主德国变成了一个国家。
1933年3月5日，即国会纵火案后的一个星期，举行了新的选举。戈培尔竭尽全力把他的热情全部投入到选举中。他第一次无所顾忌地使用经费，随心所欲地印刷大量的宣传画和传单，举行群众集会。同时，其他政党却因为报纸被查封，集会受到禁止，在宣传上明显受到了阻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结果才使国家社会党格外失望。希特勒的政党只获得了不足43.9％的选票，在4000万选民中只有1700万支持希特勒。为了达到51％的微弱多数，纳粹党还需要从“联合的伙伴”那里得到7％的选票。于是，纳粹竭尽全力压去共产党的全部议席，社会民主党和中产阶级政党不起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