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戈培尔的纳粹活动几乎疯狂到了极点。5月下旬在普鲁士邦议会全体会议上，紧张不安的气氛突然发展到了极点。先是共产党人辱骂我们中的一个是杀人犯，然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头目皮克又从讲台上走出来，对我们进行最无耻的挑衅。紧接着，一个共产党人打了我们党一个财民一记耳光。这正是报复的一个信号。简而言之，我们打算决战到底。于是，我们使用了墨水瓶和椅子。三分钟之后，大厅里就只剩下我们了。共产党人被棍棒打了出去，而中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们早已提前溜之大吉我们党团的全体齐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有八个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受了重伤。会议大厅呈现出一派“壮观”的狼藉景象，我们作为胜利者屹立在战场上。
两三天以后，戈培尔把整个事情“用史诗般的广度”向希特勒叙述。希特勒竟兴奋得搓起双手来。
从1932年6月1日到7月20日，在普鲁士邦就发生了461起殴斗，总共有82人死亡，400多人重伤。1932年6月10日，星期天，在阿尔托纳的巷战中有19人丧生，差不多300人受了重伤。
1932年，戈培尔的法西斯暴行，引起德国各阶层卫生员起而攻之。一次在杜塞尔多夫和艾尔伯尔费尔德戈培尔身穿制服，坐在毫无遮盖的敞篷汽车里。街道两旁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汽车开动时，狂喊声四起，戈培尔座车的速度逐渐加快，从一条街驶向另一条街，遭到了石块的袭击。戈培尔吓得绕道离开了这座城市驶进杜塞尔多夫城，但同样也遇到了很多危险和困难。
一次进入鲁尔区。戈培尔首先到达艾尔伯尔费尔德，换乘了另一辆汽车，以防自己柏林牌号的车被认出来。在艾尔伯尔费尔德，报纸把群众都召集到了街上。通向火车站的路全都被堵死。人们把戈培尔的汽车当作是一辆普通的轿车，才得以通过。在车上装了很多遮蔽物，驶向明兴一格拉德巴赫。深夜，戈培尔在旅馆里和鲁尔区纳粹党的头目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
戈培尔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增援部队召集来参加壮大法西斯暴行，戈培尔像一个重犯一样离开自己的家乡，接下来遇到的是咒骂、嘲笑和唾弃。人们向他投掷石块，朝他啐唾沫。
十月份，国家社会党和德意志民族党一起在柏林新克尔恩区的新世界”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双方事先讲好，两个党各自分发一半入场券。但是，戈培尔违反这种协议6:30分新克尔恩区集会地点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德意志民族党人面对这种局面显得手足无措，纳粹分子有1万人蜂拥而至。
建筑物前聚集了大量群众，其中有很多高声叫喊的纳粹党员。好几百人进了大厅，激烈的争吵正在进行，集会的负责人不知所措。当戈培尔在一些人的陪同下走进来的时候，难以形容的欢呼声一直可以传到赫尔曼广场集会开始之前，戈培尔被举止像疯子一样的冲锋队队员托在肩上，狂呼乱叫地走进了大厅，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民族党的绿色卫队全都躲到了两侧的墙边。
“先来者先磨”，戈培尔用这种玩世不恭的办法保证了国社会党在室内集会时人数上占了优势。他利用大约500张伪造的入场券欺骗了集会的伙伴。民族党的辩论对手缺乏演讲技巧，并且演讲一直长时间地被冲锋队有组织的嘘声所干扰，民族党集会的领导向戈培尔提出意见。戈培尔制止了嘘声，使全场重新安静。
戈培尔发言，驳斥的论据劈头盖脸地落在了对手头上，大厅里的欢呼声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德意志民族党人开始退却，那位发言人还想再一次挽回败局，但他的讲话被在场纳粹分子的叫喊和嘲笑声所淹没集会的领导者坐在他的椅子上就像一个毫无办法的老人，纳粹分子捣乱获得了胜利！
集会上发生的事情传到了外面的大街上，游行的队伍已经组成。纳粹分子用洪亮的声音高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歌声在晚间落日的天空中回荡，然后，戈培尔把战场马上就转移到了新闻界，发行100万份报纸特刊，攻击德意志民族党想要借助它在新闻报道上的优势反败为胜。
夜里3点戈培尔的工作完成了……6点钟，戈培尔的报纸分发到各个地铁车站戈培尔在集会上捣鬼玩花招，事后他每次又发誓否认这些是他所为，靠着这个本事戈培尔说服了德意志民族党人，使他们相信国家社会党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戈培尔解释说，如果国家社会党分裂，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就会站到共产党一方。对于厌恶任何一种极端主义的中产阶级来说，两害相权，择其轻者，这是非常清楚的认识，国家社会党在他们看来无疑是那个轻者戈培尔一直坚信，发表演讲要比写文章效果明显。他认为，在纳粹的宣传机构中，写作的工作总归不是很好，因为即使是文豪，要他用自相矛盾的空洞的言词引起读者的共鸣，也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演说中的语言却可以在群众集会上产生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