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新闻机构将有所改变。已取得的成绩还不能完成现在必须完成的扩大了的任务。在选举期间，报纸的宣传效果无论如何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点我们的记者却不能理解。他们往往过于细致认真，也许做科学工作比做新闻工作更适合于他们……我们的宣传员要比他们强，他们每天、每晚都和广大群众保持着最直接、最亲密的联系他们精通自己的业务，他们是我们党的一支精锐部队，在我们的阵营里，可以找到德国有史以来创造出的最了不起的演说家。
从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的13个月中，戈培尔几乎每天都发表演说，他效法传统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时采取的“Whistle－stop”方式，即两倍候选人每人乘坐各自的专车，在几个星期里周游全国，在每一站，哪怕是在小集镇，他们也停留几分钟，对聚集在专车周围的居民发表简短的演讲。戈培尔使这种方法变得现代化了，在飞往德累斯顿的飞机上，他用专机替代了专车。
飞机在风雨中飞行。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小型单翼飞机晃来晃去。突然间飞机垂直地飞速向下落，最后在德累斯顿降落。希特勒在体育馆内面对3万人发表演说后，又坐着飞机飞回柏林，赶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在柏林机场着陆，改乘汽车前往梅克伦堡。有1万人从下午4点开始就在诺伊施特累利次等候着希特勒和戈培尔。晚上8点多，两人的讲话一结束，马上穿过一条条不平坦的街道前往什切青，街道两旁都是疯狂的人群。直到午夜以后，他们才到达那里，进行演说。
这些“宣传飞行”都是由戈培尔精心策划和组织，由冲锋队的军官帮助实施的。
戈培尔觉得最舒服的地方是柏林体育馆
这个体育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帝国最大的政治讲坛，一种与众不同的影响正是由此地产生的。如果走进这座大厅，人们会马上被挤满的人群所打动……音乐首先响了起来，然后是人们高举传统的受人欢迎的旗帜，身穿制服齐步走了进来……在这座讲台上演讲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演讲时人们可以忘记时空。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多，我一次又一次地抨击内阁，最后人们热烈地喝彩。
1933年1月22日，希特勒发表了他上台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这是针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一次讲话。在这之前刚刚进行完一次反对共产党的街头示威游行。行军队伍已挑衅地聚集在共产党党部门前。施莱彻尔总理由于担心着公众的安全，干脆对共产党的队伍下了禁令，但却没有阻止国家社会党的纵队前进。在警察的保护和装甲车的护送下，褐衫部队开赴比劳广场，对德国共产党进行攻击。有一次，因为戈培尔把汽车停错了地方，他和一名警察发生了小小的冲突。戈培尔一怒，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当一大批围观的群众聚集在他身边时，他就用最下流的方式辱骂那名警察，说他是共产党人，而且在不断增多的人群面前发表了一番反对政府的颇具煽动性的讲话。
1932年1月，戈培尔感叹道：
如果人有了权力，就会有足够的金钱，但是然后人就不再需要它了。如果人没有权力，人就需要金钱，但却又得不到它。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戈培尔对群众发表演讲。光冲锋队的入场式就持续了40分钟，那景象颇为壮观。大厅里挤满了人，戈培尔精神为之一振……
当戈培尔面对很有影响的听众时，他会格外地努力，因为纳粹党正等待着这些人的承认和资助。
这期间，戈培尔有时相信的只有他的玛格达。1932年9月1日，玛格达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赫尔加在圣诞节前夕，她重病卧床。戈培尔的感受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圣诞节。他心情沉重，内心充满了忧虑。戈培尔唯一的安慰是，小哈拉尔德在他的身边。哈拉尔德是玛格达第一次结婚生下的孩子。他和小哈拉尔德坐车来到医院，在外面的走廊里，点燃了一棵圣诞树上的蜡烛，举行了一次小小的令人悲伤的圣诞庆祝……这时，希特勒发来一份非常亲切的电报，他也是孤单一人过的圣诞节。1933年2月1日，玛格达出院回家，时为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三天。希特勒多次来探望她，并把鲜花送到了她的床前。
戈培尔偶尔也在一天长时间繁重的活动后听听音乐得到休息，但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斗士，他夜以继日地为了他的目标而奔波。
1932年7月17日，戈培尔第一次通过广播发表演讲。由于早已习惯于面对着众多热情的听众，他在这司空见惯的麦克风前并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喜悦。戈培尔颇有感触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