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3年2月底，德国有60家共产主义、71家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被禁这些报纸的主要编撰人员被投入监狱或者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最终又被送到新建立起来的法西斯集中营。到4月底，几乎所有的反对派报纸都已消失。
“波茨坦日”是德国的一个盛大节日。纳粹分子集中力量准备充分利用这一节日。1933年3月19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波茨坦进行实地考察，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就绪。在如此隆重的国家庆典中，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至关重要。
戈培尔把这次隆重的庆祝活动安排在波茨坦的加尼松教堂举行。这座教堂给法西斯运动镀上一层政治的光辉。德国总统封·兴登堡被安排在这场隆重庆祝的中心位置。新总理希特勒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表示了一种精心设计的示范性的恭敬。
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我们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幸福！我们现在与他同行，这是命运的一个怎样的转折。1933年3月21日，发生了下述情景：
从柏林到波茨坦，汽车在无尽的欢腾的人群中穿行。波茨坦沉浸在一片彩旗飞舞、生气勃勃之中。内阁成员和议员们几乎无法从尼古莱教堂走到加尼松教堂。我们简直被人群挤得寸步难行。兴登堡和元首一起步入加尼松教堂。会场肃然。帝国总统简短而严肃地宣读了致国会议员和德国人民书。他的声音专注有力——在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几代人的化身，接下来由元首讲话。他的演讲充溢着直透人心、强大的说服力。在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坐在兴登堡旁边，看见他的眼泪怎样涌眼眶。人们都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向着年轻的总理伸过手……现在号角响起。帝国总统站在高高的检阅台上，手执陆军元帅权杖，向在他面前列队走过的德国国防军、冲锋队、党卫军、钢盔团致意。他站在那里，检阅着队伍。人人头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上帝之手庇佑着这座代表着普鲁士的伟大的责任的灰色之城。
在举行礼拜之前，希特勒和戈培尔一起离开了教堂，共同驱车前往路易斯城市公墓
节日演出把这一天的活动推上了高潮一场精彩得令人如醉如痴的演出，把一切都浸蕴于音乐之中。
3月21下午，这个月5日新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们济济一堂由于老的国会大厦被烧毁，这届新国会的开幕式在科罗帕举行。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宣读了将于此后第三天召开的国会的议事日程。最重要的议题：商讨法西斯朝思暮想并从1932年起就精心准备的《授权法案》。
波茨坦上演的一幕证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投机。在这里，法西斯向全世界显示，他们怎样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对老德意志和普鲁士的传统负有责任。当希特勒在1933年3月23日发起总攻向民主发难时，社会民主党主席韦尔斯是唯一说“不”的政党领袖。
1933年3月24日，《授权法案》生效。由授权法授权宣布的紧急状态的有效期本来是暂定为四年，而实际上却一直延续到第三帝国灭亡，有十二年之久。它一直被当作支持希特勒强权统治的宪法性文件1933年3月22日，戈培尔迁入了修葺一新的宣传部。
我的新房间很合我的口味。阳光、空气、光线。这里可以让人工作下去……晚上，我和我的泥瓦匠们，他们都是冲锋队的老同志，坐在一起，共同庆祝胜利竣工。他们绝对是一群出色的小伙子。他们理所当然地和我一起大开官僚主义的玩笑，从中取乐。
1933年“三月选举”前后，希特勒和戈培尔常常是两个人一起到德国各地去旅行，到处发表正式演讲。1933年2月到4月间，戈培尔两次访问了他的家乡莱特。几个月前他还在那里被唾骂，而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第一次访问只是为了看望他的母亲。戈培尔携玛格达和尚在摇篮中的6个月大的女儿同行，但是他这一次只能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
4月份，戈培尔对自己的故乡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公务访问。此时他就任部长已有1个月。他的日记展示了此次荣归故里给他所带来的巨大满足感：
我的这次故乡莱特之行就像一次无与伦比的光荣凯旋。我接受了故乡的盛大欢迎会，借此以恢复母亲的名誉。她几年来在这座小城里被谩骂，被指指点点，被轻蔑，被跟踪，无穷无尽地在这种境遇中煎熬。人们都知道，在这种小市民的圈子里是怎么回事。社会的唾弃会要人的命。多年来由于自己那仇视教会、政府和社会的不孝之子而不得不忍受叹息和愤怒，对一个老妇来讲实在是一种折磨……因此我回到莱特，为了在这一天向母亲表明，她为了我和我们的事业的缘故而忍受的一切没有白费对一个平民妇女来讲，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来洗刷自己的名誉了—一数以万计的人伫立于街道，全城轰动，整个社区沉浸于无与伦比的旗帜的海洋……星期一中午，我回到了母校。有九年之久我和我的老朋友们在这里学习、生活。我登上学校礼堂的大讲台发表演说。16年前，我曾代表我们那届毕业生在这同一个讲台上发表告别演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演说。那次，在我讲完之后，如今早已作古了的年迈的班主任向我走来他像个朋友似的和蔼地拍着我的肩膀：您的确是资质不凡，但可惜并不是个天生的演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