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证明，在那几年中他是怎样充满关切、充满理解地看待我的性格和资质的。
戈培尔的孩提时代的朋友弗里茨·普朗的母亲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这个荣归之日的小故事。
戈培尔在阳台上站在她的旁边，俯视着欢呼雀跃的人群。“这帮无赖”，他一边容光焕发，微笑着向下面挥手致意，一边对他学生时代朋友的母亲低语，“这下面大概就是在几个月前向我扔石子、吐口水的那群蠢猪。哼，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在法西斯夺取政权的几个星期之后，戈培尔把电影工业和电影期刊的领导人约请到皇宫旅馆，向他们说明他对德国电影未来的设想。他首先请他的听众对新政权在经济上的稳定性放心，并声称，现在电影工业可以制订出长期的计划，而在这以前的“秩序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剂“定心丸”是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因为戈培尔担心，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电影生产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尤其是乌发电影公司，它的老板路德维希·克里茨那时还不想完全相信新政权的稳定性。此外，作为一个与世界电影市场息息相关的企业的领导人，克里茨还担心国外普遍的对嗜血的新政权的愤怒会严重威胁德国电影的销路再加上他还害怕戈培尔在新拍摄的影片中进行“世界观教育”，从而使德国电影无法销往国外。
德国电影工业的萧条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种损失，而且在名誉上也是一种损失。戈培尔在这些电影工作者面前施展了他的全部把戏。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狂热的影迷，他对这些电影工作者说，他要为他们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和享受而感谢他们。他还告诉他们，他怎样经常地和同他一样热爱电影的元首一起在电影中寻找放松，得到了休息。至于说到在座的先生们显然在担忧的世界观教育问题，他们对此只管大放宽心。电影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让观众们感动、高兴。而与此相反，政治社论做不了电影素材。倘若今后有这样或那样一部电影在主题上接近“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财富”，这也只能算做例外，而不是什么规定。
戈培尔彬彬有礼而又谦虚地说，如果从事电影工作的诸位能拍出《战舰波将金号》、《尼伯龙根》、《安娜·卡列尼娜》和《叛逆者》类的名片，那将是德意志民族的骄傲。戈培尔说完这些后，那些被召集在一起的专业人员们简直无法掩饰他们的惊讶。因为部长提到的这四部影片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另外一部是好莱坞出品，而在所有这四部电影中，犹太人或者担任制片人，或者出任导演，或者是编剧。这与纳粹及犹太观点是大不相容的。
由于戈培尔还担负着更加紧迫的任务，故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专注地投身于电影工业帝国电影协会—电影生产的中央监督机构，直到1933年9月才得以成立。
戈培尔宣传攻势的主要媒介仍然是报刊杂志和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杂志打交道，戈培尔确实已有多年的经验。而无线电广播在那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相对来说还比较新鲜，其效果亦未经证实。戈培尔便在这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从1928年开始，德国的无线电广播事业就集中在邮电部的领导之下，所以在组织上并没有出现特殊困难私人广播电台并不存在。戈培尔只需要把业已存在的管理机构归入自己部里，并在关键位置安插上可靠的纳粹党成员，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他很快扩大了广播电台的数量及覆盖面。无线电收音机工厂接到命令，尽快生产出一批价格低廉的“大众收音机”。戈培尔的目标是，在德国每一幢住宅中都有一台收音机。在一年之中，卖出了100万台新制造出来的收音机。1934年，德国使用收音机共有600万台。到1938年，达到950万台。为了初步实现“每家一台收音机”的目标，一种更小更便宜的收音机紧接着被投放市场。此外，每当重要的时刻，例如当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为了在学校、工厂里、在公共场所甚至在露天广场上能够进行实况转播，戈培尔还命令安置了特制的扩音设备。1935年，戈培尔自豪地宣布，他为希特勒的演讲一次至少可以召集5600万听众。戈培尔宣称：“我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已经消灭了反叛的精神。”通过宣传部的广播公司和德国广播协会，戈培尔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以达更能随心所欲地运用的目的。
1933年4月，戈培尔就职几个星期之后，就实施了针对德国犹太人的第一次抵制行动。他授意宣称：世界舆论对新的德国政府的暴行作出的公开报道，是由于犹太流亡者的“恶意挑唆”。为了让他们闭上嘴巴，就要对仍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进行惩罚。“宽容大度不会给犹太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们必须看到，我们是敢于做任何事情的”。在戈培尔等人的安排策划下，4月1日，柏林所有犹太人开的商店门前都站上了冲锋队队员，以阻止顾客进入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