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纳粹所有要人都坐在国务总理办公厅里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希特勒还像往常一样。
晚上，纳粹要人在歌剧院听歌剧《女武神》，伴随着瓦格纳醉人的音乐，外面传来钢盔团纵队经过时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在柏林，3月5日是法西斯最重要的一天。
接着传来了第一批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法西斯上台。从此，一个个事件接连发生，希特勒的政权也一天天地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些“联合伙伴”只能无力地看着他们的议会议席被抢走。
1933年3月14日，戈培尔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两天以后，在一次讲话中他重申了宣传对于新政权的必要性：
“像我们这样一个需要经常信息处理大决策的政府……必须通过宣传措施把人民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国民的教育在根本上是被动的，而宣传则是主动的……我们有决心对人民群众施加影响，直到他们归属于我们。”
六、宣传部长
柏林威廉大街宣传部大本营的老式房屋，是一座出自建筑大师申克尔之手的漂亮房子，但在30年代初则显的十分陈旧过时了。戈培尔上任后，决定不惜摒弃传统的一切，把这幢漂亮的大楼现代化。他下令除去所有的帘子，除去所有的石膏花饰。他的这一举动，使一群在历届政府手下都忠实地履行自己职责的两鬓斑白的官员们大吃一惊。戈培尔根本不顾这些，他在日记中写道：
由于在改建中，甚至在布置我自己的房间时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我干脆从冲锋队中找来了几个泥瓦匠，让他们在夜间把所有的石膏和木头装饰都敲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塞满了书架的老掉牙的报纸和卷宗都被一股脑儿搬到了楼下。只剩下弥漫的烟尘还记录着业已消失了的官僚主义的伟绩。
当那些我接下来就准备撵走的尊敬的先生们第二天出现在部里的时候，他们都大吃一惊。其中的一个惊魂未定，张口结舌喃喃地说：“部长先生，您可知道，您会为此而坐牢的？”现在滚一边儿去吧。我好心的老头儿！如果那消息还没有传到你耳朵里，那么我就在这里再特此郑重地重申一遍：德国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决不会在几卷破卷宗面前停止……
戈培尔的举动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为此，戈培尔松了口气。被解雇的工作人员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在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的第二天，戈培尔满意地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部里的改建工作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一切阻力都被摧毁，只有在角落里才会隐约听到几声垂死的官僚主义的啜泣。
戈培尔对于宣传部大本营房屋的做法，可能已经暗示了他将采取的种种措施。
戈培尔上任后没几天，听到了希特勒对德国民众的广播讲话。立时，他为之激动，“油然而生的庄严感使他浑身发抖”。他喋喋不休地一再宣称：“对我来讲，这就好像是一场席卷了我们的历史风暴。”
在刚刚攫取了权力之后的几周、几个月里，法西斯政权组织了无数个“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各种形式的群众集会令人眼花缭乱，德国的民主被践踏，每天都有不受欢迎的人被解雇，被抓走，被虐待。德国政府中的关键位置全部被纳党党员占据。
法西斯分子阿德米阿尔·列维佐夫被任命为柏林警察局局长，卢泽为汉诺威警察局局长，舍普曼为多特蒙德警察局局长。法西斯逐渐占领了行政管理机构。戈林像个清道夫，旧政府官员一个接着一个垮台。
戈培尔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报刊杂志和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广播，在戈培尔上任之前，所有的要害位置都由那些老官员占据着。戈培尔发誓，必须尽快撵走他们。
对报刊杂志，戈培尔也“采取了有力措施”
现在，报刊杂志也有把柄落在我们手中。今天，禁令要在他们头上炸响，这实在干得太好了。《前进报》和《晚八点晚报》，所有那些犹太人的喉舌，那些令我们气恼、头疼的刊物，要在顷刻之间便从柏林的大街小巷销声匿迹这就像一剂精神上的良药使我们得到安宁。
柏林稳定后，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起飞往斯图加特，去那里同样进行清理”。
由于我们在夜间无法返航，我于是立即把无线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召集到旅馆来，并且以某种令他们晕头转向的方式向他们吹风。就在第二天，他们当中就有两个人接到电报被免去职务。现在，其他的人再也没有兴致搞阴谋来妨碍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