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1932年忙碌而疲惫的争斗中，戈培尔的活动只能局限在挑衅和引起轰动效应上。在纳粹党的军队被宣布为非法的那一段时期，他还带着四五十名冲锋队成员闯进了波茨坦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些人尽力地大吵大闹。戈培尔希望，他们所有的人都被捕，由此产生一起特大轰动事件。但警察却没有理他。
1932年7月，纳粹党针对国会选举的宣传画贴到了柏林街头的广告柱上。戈培尔自夸：
我们已经制作好了宣传画，如果它不被禁止的话，它将把整个帝国的首都弄得乱七八糟因为我们攻击了伊希多尔·魏斯，警察总局已经把《进攻》禁了五天。魏斯现在明显处于窘境，他正在尽其所能地挽救他那微乎其微的声誉。
戈培尔喜欢用狠毒的恶意中伤来“调剂”他的宣传。在勃鲁宁下台前不久，他使这位总理的形象在巨幅宣传画上出现，公开地显示他与纳粹党意见不和。戈培尔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了参与纳粹党的“表演”，勃鲁宁决不会出席他的集会。他期待着勃鲁宁的拒绝。果然，勃鲁宁立刻就拒绝了。仅仅一个小时以后，这条消息就被用广告公布了出去。戈培尔站在讲台上，在他面前放着几只箱子。为了给听众取乐，他解释说，虽然总理“逃避”了论战，但我还是把它带来了。箱子打开了，露出来许多唱片。接着，勃鲁宁各种讲话的片段由扩音器里传出来。这些片段完全脱离了上下文，被非常巧妙地重新组织了起来，这给戈培尔写讽刺性的评论文章提供了机会。他随心所欲地反驳这位总理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戈培尔本人也成了这种宣传的牺牲品。英国的无线电台在它的德语节目中，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讲话里寻章摘句，故意找出内容相反的语句，揭露他们之间明显的“矛盾”，以便戳穿他们的谎言。
1933年1月15日，在利珀举行州议会选举。纳粹党这次急于取胜。戈培尔决定把他庞大的宣传机构的全部手段都集中到在利珀的选举中。戈培尔亲自穿梭于利珀的乡间，他在小酒店里对着几十个人发表演讲。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他甚至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突然出现在宁静沉睡着的城镇和乡村，他们把敌对政党的宣传画都从墙上撕了下来。整个白天都可以听到军乐声。可以喝到免费送的啤酒，晚间可以看到高举着火炬的游行队伍。
敌对的报纸讽刺说，这是“用大炮向麻雀开火”。但是，选举的结果证明戈培尔是对的，纳粹党在竞选中获胜。
在进行煽动方面戈培尔是个内行，特别是他喜欢主持葬礼。他可以把每一个在巷战中或者在争斗中丧生的冲锋队或党卫军成员的葬礼变成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1932年1月26日他写道，“我们安葬了冲锋队的施瓦茨同志”，“这情景是多么令人感动！在墓地，我朝着坟墓大声叫嚷，发泄我的全部愤怒。”
1932年11月11日，戈培尔在舍内贝格，为冲锋队队员雷皮齐举行葬礼。他说，这位队员是在罢工中被枪杀的。有4万人来为他送葬，就好像他是一位王侯。几架飞机在墓地上空盘旋，飞机上插着几面三角旗，上面的“”标志若隐若现，它们仿佛要对死者致最后的问候。冲锋队成员们被这场面深深地感动了。
另一个葬礼场面：
被安葬的叫瓦格尼茨。柏林市的不少群众参加了他的葬礼，仿佛安葬的是一位王子。中午，把他的尸体从太平间取出来，后边跟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冒着濛濛细雨，穿过柏林的郊区，所有的人跟在这个被杀的年轻纳粹分子的灵车后面，穿过接连不断的人墙，走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组织的全体成员来为这个青年纳粹分子送行。成千上万人走出了家门。在黄昏来临的时候，送葬队伍到达了墓地，不少群众带着深深的悲痛伫立在街道两旁。直到大约午夜，有1万人从这位16岁的青年纳粹分子的墓旁走过。
再有，纳粹党青年组织成员诺尔库斯的死也给戈培尔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
由于戈培尔此时又一次被暂时禁止公开地发表政治演讲，因此致墓前悼词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发言的机会。戈培尔讲：
我们冒着严寒为青年组织成员诺尔库斯举行葬礼，我面对聚集在细长的棺椁周围的孩子们和男人们，发表了我发自内心的悼词。这个青年的父亲显得异乎寻常地勇敢。一个朴素的工人，脸色苍白，在《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的乐曲声中高高举起手，满怀愤怒和骄傲地唱着：“高举起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