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的朋友尤利乌斯·李佩特担任主编。戈培尔为预告报纸创刊的广告使用了他集会宣传成功的海报策略广告柱上先是出现了血红的海报，上面只有二个字：攻击，再加一个大问号。几天后新的海报宣告：攻击7月4日进行！直到第三份海报才得知，这是在宣传一家报纸，该报将于每周一出版。
广告无疑做得很好，但小报本身可实在不怎么样，纳粹党内虽然不乏众多演讲好手，但具有足够专业知识和经验以供编辑世界性城市报纸的记者却不多。连戈培尔那时也不是名熟练记者。
7月下旬一个星期一的早期，戈培尔在一次短期旅行之后自苏台德区返回，在稀尔施贝格火车站售报亭里发现了刚刚首次出版的《攻击》创刊号。戈培尔把这张报纸同他本来意图相比较，感到了绝望：一份可怜的地方小报，一张倒霉的印刷品！期望甚高，而能耐太少，这便是第一期。
戈培尔认为新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针对柏林警察局副局长魏斯博士不断地进行诽谤，其在禁令和警方规定屡行屡废中一直是戈培尔的主要对手。魏斯博士是犹太人。在他的坚持下，戈培尔等一行人多次被判入狱和罚款。戈培尔对魏斯大规模攻击的结果，是魏斯不久就成了纳粹运动反犹战斗中热门人物之一。
魏斯原只需稍施手腕就可以占上风，但他将一切都看得极为严重，于是提出诉讼。这正中戈培尔下怀，因为每一次开庭审理都意味着宣传的增强。不仅如此，伯恩哈德·魏斯典型的犹太长相对戈培尔和他手下的漫画家米厄尔尼尔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魏斯每星期都要受《攻击》的污蔑和出版的小册子的诽谤，1928年还有一篇以成书的形式出版的尤其恶意煽动的文章《依斯多尔记》。
魏斯异常恼怒，因为渐渐地连纳粹的反对者都真以为他叫依斯多尔。他继续指控戈培尔诽谤，却由此再三地给戈培尔提供了恣肆法庭、从而在市民报纸上轰动一时的机会要是只判罚他几百马克，在戈培尔看来这与宣传收效相比代价甚微。此外，对魏的胜利对他而言证明了其基本原则的正确英明：那就是必须将对手列入一种特殊的“替罪羊”行列，集中火力猛攻猛打。就连希特勒也曾依此计行事。
至于禁止他讲演，戈培尔绝不是默默无闻地甘受此击，而是尽力避开禁令，挑逗警方。
但不管戈培尔如何绞尽脑汁，柏林警方对戈培尔及其法西斯纳粹活动，还是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措施，使得戈培尔一再受挫。
演讲受阻，戈培尔就将精力集中在他的《攻击》报上。报纸暂时着眼于柏林工人，采用非常大众化的风格。但要使小报获得成功却很不容易，尤其是因为它在纳粹党内都有反对者，既不被希特勒也不被施特拉塞看重在它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中显示的更多的是戈培尔自己而不是希特勒的想法。自然，他也是极端反共反犹的。谁要是非难该报，就会被戈培尔打上“犹太人”的烙印。他将他自己和纳粹党描述成惨遭犹太人、共产党人和警察迫害的无辜者，而万恶之首当属“依斯多尔”。戈培尔用自己写的一首两行诗来反抗党禁：
虽遭禁
尚犹存
1927年夏戈培尔进入低谷，《攻击》发行量少得可怜，极少能超过2000份。戈培尔还要不停地在法庭上与对手们周旋，这也很费钱。由于不许举行公开集会，也就没了入场费，而这曾经是纳粹党的一笔相当的额外收入。《攻击》和其他纳粹党办报刊的编辑工作陷于一种除了党区首领以外几乎无人能动笔的窘况。纳粹党内连能发表演说的后备力量也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戈培尔表现出了韧性，他顽强地认为：必须尽快培养，以备禁令取消后形势之需；还有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待人去做，起码要做到随机应变，善于妥协。
1927年的大事当推八月底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会。许多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依然失业，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为大造舆论而行军去参加党代会。这一来回约需三个星期。柏林党区首领为那些能买得起25马克折价返程票的纳粹党员订了四趟专列。纽伦堡于是人头攒动，万人大会、授旗典礼、火炬游行接二连三。希特勒和随从站在台上向众人致意，万名追随者列队通过，接受检阅在柏林，整个1927年夏天纳粹党被禁止任何活动。戈培尔想演说也得出了柏林才行在鲁尔区的一次会议上，他详述了群众集会的宣传意义。
谁征服了街道，有朝一日谁就会征服国家，因为每种权力政治的形式均扎根于街道。群众集会的益处我们取之不竭，这是能证明我们决心掌权的最好的手段，这比任何选举统计都重要得多。当我们看见自己人在街上列队行进时，那简直就是夺权动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