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刹那间由于受到冷遇而吃了一惊，但他马上摆出他最富魅力的微笑，他向年轻的听众表明，他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是多么的镇定。他用消除敌意的坦诚解释道，有一些听众对新政府多多少少持否定的态度，但他正是要开诚布公地消弭这一可能产生的误解的原因。随后，他说了几句友好的客套话，讲到了学者们在新国家中的任务，悦耳动听但决不空洞无物。然后他必不可少地看了一眼手表，非常可亲地提到他尚有国事在身，遗憾的是比较紧急，但肯定没有和聪明的年轻学者们聊天这么有趣，就此告辞。他友好地微笑着退出大厅，让年轻人们愣了半天神。起码有一半人，被戈培尔这位部长的魅力征服了。
早在纳粹上台数年前戈培尔就娴熟掌握了这种适应能力他的放肆和大胆使支持者吃惊，将越来越多的观众吸引到谣言满天飞的集会上来柏林人虽然绝不是友好地谈起戈培尔，但他们在谈论他。戈培尔尚未征服柏林，但显然已征服了柏林人的注意力。
在柏林必须你死我活，别无选择。谁要是不懂得不顾一切，谁就要被辗于国车之下……
柏林需要耸人听闻的消息就如鱼儿需要水。这座城市借此谋生，哪种政治宣传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会达到目的。
戈培尔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断地试图耸人听闻。他发展并完善了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实践过的技巧在柏林到处打出旗帜，挑出写着党的口号的大幅标语，用进行曲和游行为每一次集会营造气氛。党员必须全体列队游行，离集会开始很久以前就占满大厅，在小乐队的高声吹奏下大唱党歌。戈培尔一贯等场里已挤得水泄不通，气氛也已相应备好之后才露面。他大多坐在就近的某家小酒馆里，等电话通知他时机已到。然后他就在“御林军”彪形大汉的簇拥下出现，戏剧性地入场，从大厅后门一直走到饰有鲜花的讲台出场时应伴有数分钟沸腾的掌声是不言而喻的1927年5月1日希特勒在柏林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他自戈培尔任党区首脑以来在德国首都的第一次演讲。由于希特勒当时在北德被禁止公开演讲，所以活动还伪装成党员内部集会。尽管如此，那还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由戈培尔安排在市中心一家叫“精彩”的舞场内。
可是，在柏林纳粹党营地内并非事事如意。绝大多数柏林人是坚决反对党区头子手下那些“流氓”的，警察也严密监视着他们。连党区首脑大人本人也必须忍受一些警方检查。戈培尔被搜查严禁拥有的武器。搜身虽没有搜出任何武器，却搜出一瓶烧酒和一只闹钟。市民和报刊听到了风声，充分利用了一下这次好机会取笑这位武装”奇特的党区领袖。
当戈培尔置警察再三警告于不顾，拒不约束他那些“流氓”时，纳粹党在柏林地区遭禁了。1927年5月5日，希特勒在伪作“内部集会”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登场的四天之后，警方发布禁令，其直接原因是一位退休牧师在国社党集会上被打伤戈培尔事后声言此人绝非什么牧师，而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酒鬼和捣乱分子，当警方禁令的官方通知送交到柏林区党部办公室时，戈培尔拒绝在收据上签字。他派一名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将未开封的通知送回了警察总局。
警方态度更加坚决，戈培尔别无选择，只好同他的党员一道部分转入非法活动，把纳粹党的集会地伪装为体育协会，活动伪装为毫无危害的聚会。冲锋队制服被公开禁止，最严重的是他的演讲也被禁止。
禁止公开演讲只对那些作为国民议会或州议会议员的党员例外，他们按宪法拥有在选举集会上代表其政治立场的权力。国会议员戈培尔充分利用这一特权，滥用这一权力，作为辩论发言人他发表长篇论战性的声明，而那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选举宣传”。警察旋即识破了这套把戏。他一再被控告，被处以罚款，被重新“赠予”演说禁令。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从而创造一个他眼下作为演说家被禁止拥有的阵地。
这样就产生了《攻击》。《攻击》起初只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周报，无法与希特勒的《人民观察家》、施特拉塞的《柏林工人报》以及其他党办报刊相比
对于报纸的命名，戈培尔颇费一番苦心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戈培尔一小圈人坐在一起苦思冥想，思考报纸的标题。苦苦思索中戈培尔突然灵光一现：我们的报纸只能叫一个标题，攻击！这个名字宣传有力，它包括了我们所欲所求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