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获得了640多万张选票。纳粹的国会党团包括了107名议员。一夜之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从最小的党派摇身变为国会第二大党。掌权的日子看来已不再是遥远的梦幻，而是实实在在的可能。
尽管取得了巨大胜利，纳粹领导人还是忧心忡忡。党内不满者、退党者比以前多了。这一点尤其波及到了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冲锋队。他们中间确有许多懒汉，可在一个连工作狂都成了失业救济者的时代里，懒惰和失业的区别也就越来越模糊。无论如何，冲锋队的“莽汉们”毕竟在街头巷战、室内战和挑头痛揍敌人中找到了一种生活内容。他们乐于见到人们在自己面前发抖。但是，他们长年甘作打手所换得的物质报酬却迟迟不见踪影于是越来越多的失业冲锋队队员闲坐在党办酒馆里，等待着任何一次行动，如果成功了，起码可以付给免费啤酒和“夹肉三明治”。
可恰恰在眼下可以使这些“莽汉们”保持情绪的这类行动不多。在1930年9月的选举月中，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意外事件。一些柏林冲锋队队员闯入了戈培尔的办公室。戈培尔不得不向他柏林警方中的死敌求助。为了内部解决这些事，希特勒亲自来到柏林，向愤怒的冲锋队做了一些含混的许诺。为能利用自己的权威阻止其他不快事件的发生，希特勒把自己提升为冲锋队总领袖，任命罗姆当队长。
这样，担心就暂时解除了，但绝没有根除。主要问题在于，冲锋队也像古罗马人一样要求“既有面包吃，又有热闹看”。吃不上饭他们能忍受，但必须让他们看一场盛大的“马戏”作为补偿。可希特勒眼下不需要什么街斗巷战、流血集会之类的轰动事件。他不想让群众中的有产阶级感到害怕，他还希望能借助他们合法地攫取政权。
一日，戈培尔给柏林冲锋队制造了一次新行动的机会，那就是去破坏电影《西线无战事》的上演。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反战小说当时已获得世界性的成功，成了战后的畅销书。但对纳粹党、尤其是戈培尔来说，《西线无战事》多年来已是眼中钉肉中刺。它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与纳粹宣传针锋相对。所以他们就谩骂“犹太人”雷马克的这部小说以及出版、资助该书的犹太出版社乌尔施泰因。
雷马克的小说是在好莱坞搬上银幕的它毫无疑问是当年最优秀的影片之一。在柏林首演于莫扎特厅，盛况空前。
戈培尔到第二天才采取行动。他差人暗中买下了莫扎特厅的上百张坐票，让冲锋队队员穿便衣就座。他们还在大衣下藏了恶臭炸弹以及小笼子装的白鼠。戈培尔十分得意于这一设想，因为他希望突然放出数百只老鼠会让女性观众大为惊恐。此外，他觉得如此表达他对这部电影倾向的反感相当滑稽。
行动按计划进行。座无一空的放映厅里格外安静。他们突然放出恶臭炸弹，放映不得不立即中止；一开灯，又放出白老鼠。效果正如戈培尔预计的一样。他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正襟危坐在正厅前排座位上。警察出现了，那些为他们所熟识的捣乱分子当即遭到讯问。但他们已放完了“武器”，无从查证。他们放肆地说，他们和别人一样吃惊
《攻击》第二天发出的胜利嚎叫自然消除了人们对肇事者的最后一丝怀疑。此后不久，戈培尔也处处在人前自夸。当这部电影由于他们继续捣乱而从放映计划中彻底取消时，他们也便彻底胜利了。当局对戈培尔的暴力袭击束手无策，只好禁映了这部电影，借口说放映时骚乱不断，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
1928年以来，戈培尔充分享受着作为国会议员的议会豁免权。他对此大加利用。1930年10月13日，新选出的国会开幕了。为了庆祝这一事件，戈培尔派了上百名最粗野的冲锋队队员穿便服在柏林西区的库尔菲斯腾达姆等地对犹太商店的窗玻璃大砸出手。
1931年2月间，纳粹党国会党团全体退出了国会。这只是一场策略上的抗议行动，但却使戈培尔一时间丧失了豁免权。检察院抓住这个好机会，以上一年10月砸窗事件为名把他送上了法庭。他自然拒绝作任何法庭陈述，在检察官和法官面前装成“那个野蛮人”。从来没有任何被告在德国的法庭上如此嚣张挑衅和雷马克电影事件如出一辙，这时国家机构表现出令人忧虑的软弱性。被告最后由于藐视法庭被判罚200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