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底宣布，5月20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同时，普鲁士政府取消了在大柏林地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禁令。
戈培尔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他抛弃了以前对进行议会活动的彻底拒绝，看见了争权斗争中议会党团所能提供的宣传机会。于是全力夺取之。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当时还太嫩，没指望在选举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绝大多数选民也没有拿它当回事。直到一年以后，日益增长的失业率才将数百万不满者推向希特勒国社党鼓动家一边。眼下，纳粹只得满足于80万张选票12张议席。戈培尔在进入议会之前先发表了一份声明，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无人能出其右。
……但愿议会各党议员都作如此想法。我不是什么议会成员，我只是享有豁免权、免费乘车权……
豁免权享有者是个在民主共和国里甚至也能偶尔讲讲真话的人。他和凡夫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可以大声讲话。他有权称粪堆为粪堆，而无须用称其为国家来敷衍……这仅仅是一个序曲……你们还将和我们一道开开心，现在让戏开演吧！
1928年11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宣传部长，再次表明了他对戈培尔的宠爱。这意味着，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必须让位于他以前的秘书。但施特拉塞在党内高层领导会议之后保住了地位。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纳粹的组织部长。
作为宣传部长和国会议员，柏林党区头子戈培尔如今担任了全国范围内的权限赋予他的党内职务。此后的四年，戈培尔遍游全国，组织群众集会所有的活动均按费尽心机的仪式进行，有旌旗列队、火炬游行、排练好的齐诵、伴以高唱党歌、奏进行曲。空前的渲染使气氛神经质地紧张，主要发言人一露面，人群定然沸腾不息。
戈培尔懂得，只要集会准备得好、组织得好，就是最小的党也能填满最大的厅堂。当1928年9月希特勒想在柏林发表演说时，戈培尔在体育场的巨型圆形广场上组织了一次集会这是此类大规模群众集会的头一次。不久，柏林体育场和纽伦堡体育馆就成了宣传部长选上的活动场所。
戈培尔当时用以影响大众的工具还只有集会和报刊。时常也有些机会，用一些特殊的艺术品来给他老一套的日常宣传活动注入生机。1930年2月，霍斯特·韦塞尔之死给他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事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霍斯特·韦塞尔是个吊儿郎当的大学生，与一妓女同居。他还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员，屡经街道战、室内战的冲锋队队员。他在《攻击》上发表了一首为行军歌曲而作的歌词。虽然尚未谱曲，但歌词却和一首欧洲共产党青年团多年来口唱哨吹的进行曲旋律很是相配。纳粹党人唱这首歌只唱韦塞尔写的词。
1930年2月初，韦塞尔被一个职业皮条客阿里·赫勒尔刺死。赫勒尔被捕，因杀人罪被判刑七年。
戈培尔获悉此事后，决定颂扬死者。在《攻击》上，在小册子中，首先是在演讲中他把年轻的韦塞尔的一生创造成了一部英雄史诗，把他的死说成是殉道。韦塞尔的葬礼由纳粹隆重举行。届时首次公开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而且一跃升为纳粹党歌。
1930年，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兄弟间的宿怨再度爆发。兄弟二人中较为激进的奥托·施特拉塞在他编辑的党报上支持一次萨克森工人罢工，而希特勒则强烈谴责这场罢工，因为他不想惹重工业中掏得起钱的支持者生气。奥托·施特拉塞和希特勒在柏林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私下在一饭馆里举行。希特勒下定决心通过合法手段夺权，避免反对“资本主义”右冀政党。奥托拒绝了这一立场。最后，希特勒彬彬有礼地起身致歉，他得去一下卫生间。他从另一个出口离开了饭馆，奥托·施特拉塞再也没见到他。希特勒返回慕尼黑，从那里授权戈培尔，立即将奥托·施特拉塞连同他的一些追随者一起开除出党。格雷戈尔直到希特勒夺权前不久还是党员，而奥托和他的追随者则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小派别，称作“黑色阵线”。
奥托·施特拉塞于1930年被清除出党。三个月以后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希特勒的党此番获95张议席。这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就连国社党内的乐观主义者也没预料到如此成功。这期间，经济危机的规模达到了顶点。不满者一周一周地增多，都来到戈培尔的集会寻找出路对一个能干的纳粹鼓动家来说，决不缺少国难的替罪羊，这其中有足够的犹太人和恶毒的协约国，更别提共产党人和耻辱的凡尔赛和约了。这期间还可以骂骂大托拉斯和垄断资本家，虽然它们也部分资助了竞选。这样一来就说出了数百万选民的心声，他们都说局势“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后来虽然又恶化了许多，但这期间人们可以在戈培尔的喧嚣热闹中自我麻醉，汲取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