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一张广告赫然醒目地写道柏林党区新任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将于某时某地发表演说，所有想听一听的柏林人都被友好地邀请出席
在柏林，迫害和攻击德国共产党是戈培尔的一项重要法西斯活动。
每次戈培尔攻击共产党人时都要造成流血事件。他让手下失业的横小子、壮大汉们一刻不停地卷入与共产党人的巷战，制造“市民恐怖”，把那些可憎的“市侩”从舒舒服服中惊起给他带来了乐趣。
1927年2月11日戈培尔进行了他最大的一场挑衅。他租下了位于柏林工人聚居区威丁区的法鲁斯厅，而那里一直都是德国共产党（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集会地点。集会地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又加上柏林纳粹党全体近千名党员早早地就鼓乐登场，旌旗挥动。“这是公开的宣战，”戈培尔在《柏林争夺战》中写道，“集会迅速变为大规模的室内殴斗，一如希特勒当初在慕尼黑策划的运动那般。”
共产党人以及纳粹党的其余对手到场众多，挤满了大厅的一多半。当其中一人屡次针对议事规程提问，打断集会主持达吕格时，一些纳粹冲锋队队员抓住他强行带出会场，室内殴斗随即爆发。殴斗以普通的方式进行，啤酒瓶横飞，椅子腿乱舞。最后警察进行干涉，而且来了大队人马——因为法鲁斯厅纳粹集会发生骚乱几乎是可以肯定预见的。共产党人抬着伤员撤了，在多多少少都是纳粹党员的时候，戈培尔证明了自己是左右局面的行家里手。他让人把受伤的纳粹党员用担架抬到讲台上，就忠诚不渝、现场情谊和时刻准备行动等发表了一通煽动性的讲话，指着一个满身是血躺在担架上的大汉称道“无名的冲锋队队员”。那人是被一只飞来的酒杯击中头部，伤倒不重，可很添彩。
自那以后，戈培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重演这种有效行动的机会。要是没有受伤的党员，他就让一些冲锋队队员从头到脚裹满绷带，躺在担架上。
通过法鲁斯厅的室内殴斗，戈培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登上了市民报纸的斗版斗条。当一些报纸称纳粹党扔洒瓶子的人为强盗时，戈培尔欣喜若狂。他飞也似的起草出一份海报，自称“强盗头子”，邀请大家出席另一场公众集会。
戈培尔于是开始极为精心地策划他的每一次行动和大部分讲话。施泰格尔夫人的客厅里立着一面很大的由三块组成的镜子，戈培尔就面对这镜子试念讲稿，审视形象。这给施泰格尔夫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想像中的萨伏那洛拉就是这样，她对施特拉塞兄弟说：“戈培尔是如此的坚强，如此的苦行，如此的着魔于任务，简直宛如一位圣人或先知”。数年后，戈培尔回首往事：
当我今天把我来柏林以前讲话的速记稿和以后的相比较时，我感到前者几乎是温和平淡的。和我一样，柏林运动的鼓动家们莫不感觉如此。这座400万人口的城市的颤抖就像整个共和国首都慷慨激昂的宣传演说中一次激动的呼吸。这里说的是一种崭新的现代语言，和那些古旧过时的、所谓民族的表达方式再也没有干系。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是专为大众着想的党的现代人生观在这里寻找并找到了一种吸引人的现代风格。
戈培尔习惯于手写起草每一份讲稿，用不同的彩笔标出鼓掌间歇以及从尖刻挖苦到激情爆发等各种色彩。同时他在训练自己自由演讲和根据临场气氛即席发挥的本领，并且精益求精。
他的每一篇讲稿，无论显得何等“发自肺腑”，都已从头至尾细细思量过，他首先想到的是听众：他们成分如何，情绪如何，他如何才能抓住他们，使他们保持紧张。他使出全身解数，身体上、嗓音上、表现力上竭其所能，以便从尖酸讥讽到狂热兴奋，从激情地表忠心到刻骨地痛恨处处吸引带动听众。他一向全身心地投入，直到他虚弱的身躯和紧绷得神经油枯灯尽。他出汗出得很厉害，一场累人的讲话下来，像他常说的：“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讲话前后他都要在洗澡间内称检体重，常常确认损失了好些磅重量。讲话时，群情激动的地方他却往往完全冷静旁观。开场白和结束语，精彩点和延长处都仔细而客观地计算过。登高台演讲没几分钟的时候，他经常在亲密的同事中提一个嘲弄的问题，“他应该放哪张唱片”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大多情况下他都事先知道，等着他的听众处于什么精神状态和情绪。要是例外地一无所知的话，那他对集会地点气氛地震仪般灵敏的感觉就会起作用。在纳粹刚上台不久，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宣传部长在对大学生发表一次简短的讲话时就是这样。这些年轻人毫不例外地均反对新政权，虽然他们不敢公开批评，但他们商定用冷淡有礼的沉默来表达他们的反对为谨慎起见，他们放弃了大学礼堂里表达反感的传统方式—用跺脚声迎接这位部长。但是当这位部长向他们发表演说以示敬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顿足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