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十分有限，领会能力也低，但与之相对的是，健忘的人一直能掩盖点什么，即使现实中有上千个理由说这样不对……
希特勒在向秘书鲁道夫·赫斯口授该书下一章时，把他在柏林交代给戈培尔的任务预先说了出来：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红色作为我们海报的颜色，这样便于挑逗左翼，激怒他们，将他们诱到我们的集会上来，哪怕他们是来驱散我们的集会的，我们用这种方式终于可以和这些人交谈了……
……我那时采取如此立场：无所谓他们对我们持何等态度，笑也罢，骂也罢，说我们是小丑也罢，视我们为罪犯也罢；重要的是，他们提到了我们。他们得一再地与我们打交道，我们逐渐在工人自己的眼中真正作为一种力量出现，虽然目前这种力量尚存争议。
戈培尔为柏林纳粹党树立威望以前，首先在党内机构中建立了秩序。原柏林党部办公室的房间极为粗陋，是波茨坦街一所背街房屋里的一个肮脏的拱顶地下室。那里边住着一位所谓的经理，一贯老老实实地在账本上登录每日收支。屋角里四处散堆着成垛的纸张、报纸。前厅里，一组一组失业的纳粹党员同志站在那儿辩论，用吸烟和造谣打发时光……
这处办公地点就像“鸦片烟窟”，这里边只有点上灯才亮堂一些。一开门，污浊的空气、雪茄、香烟和烟斗的雾气就扑面而至。
虽然面临持续的资金不足，但戈培尔还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弄到一间合适的办公室。
1927年1月1日戈培尔告别了波茨坦大街上的“鸦片烟窟”，搬进了位于吕措大街新的办公地点。那里虽然既窄小且粗陋，但在当时可是一大飞跃——柏林党部从地下室升到了一楼，烟雾腾腾的辩论室成了一座坚固的、统一组织的纳粹总部。
那时，柏林区的纳粹党员总数约千人，戈培尔上任后第一件重大举措就是开除了约四百游手好闲的人他对剩下的六百人作了一次鼓舞性的讲话，要求他们做艰苦的党务工作，严格遵守纪律，勇于自我献身，连失业者每月也必须用失业救济金缴纳三马克党费。此外，他要求集会时收二十或三十芬尼的入场费失业者半费入场。由于他们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对当局又尤其不满，所以戈培尔主要将他们视为发展党员的对象。他决定把集会组织得轰动惊人，以吸引柏林人参加，即使他们开始只是出于好奇。他计划而已，让他们每次都欣赏一场“表演”。戈培尔当时的意思是：
无论是挨辱骂或受诽谤，浴血倒地或入狱坐牢，在我们看来都正是值得追求的可如果人们只是令人气愤地用无所谓的目光瞥我们一眼，或最多只对我们报之同情的一笑，这就会激发我们最后一丝力量，推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出新的公众宣传方法，不放走任何提高党的主动性的机会。
戈培尔在柏林的首次公众活动中就为其聚集起来的纳粹党员献上了第一出“表演”他让听众等了十分钟才乘一辆出租车露面，而且引人注目地开到集会地门前。在这之后他不慌不忙，直到慢腾腾地在毕恭毕敬的冲锋队队员的护送下穿过大厅，登上讲台。戈培尔的老上级施特拉塞私下里指责他举止失当，先是让大家白等，然后还要在党内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把钱浪费在出租车费上，激怒了大家。
“您看上去不太懂宣传，亲爱的博士。”戈培尔惊讶地看着施特拉塞，“您的意思是，我不该乘一辆出租车驶到门前？您说的完全正确，我应该叫两辆出租车，另一辆放我的公文包！重要的是设法真正获得他们的好感。至于迟到的问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是有意来迟的。这是我的一贯作风和原则，让人等等很不错嘛，这样可以引人注目征服街道，大家听起来也饶有兴味。”
戈培尔征服柏林，是从征服街道开始的。他说道：“街道是值得征服的。这是现代政治的特色。谁征服了街道，谁就征服了大众；谁征服了大众，谁也就征服了国家。共和国首都的速度激励着我，同时柏林人天生正常的机智丰富着我。”戈培尔将海报设计得不仅仅富于挑衅性，而且风趣滑稽。
人们平常在广告柱上看到的党派政治集会广告无论是设计还是风格都不怎么吸引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戈培尔看到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他虽然用于海报宣传的经费不多，但只要印刷厂允许赊欠，戈培尔就丝毫不担心超出预算的问题。他用血红的字母印大标题。要是行人看到广告柱上用巨大的字体排出的惊人通知，谁自然都会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