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任职柏林之前，希特勒借一次桌边谈话详细解释了他之所以恰恰在那时委派入党尚未满18个月的戈培尔去柏林担任困难职务的原因。那时柏林区纳粹党的组织状况不佳，希特勒对此十分恼怒，党内圈子里对此尽人皆知。原因在于党区领袖冯·施朗格行事不够果敢有力，因为他的主要职业是政府官员，因而从未全职工作过，大权旁落到柏林冲锋队领袖库尔特·达吕格以及后来被开除出党的汉斯·豪恩施泰因手中。希特勒希望戈培尔能清除党内异己分子，重建组织。这位新任党区领袖直接向希特勒负责这样一来，原负责北德地区的组织领袖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就受到了冷遇。
老党员一再向希特勒报怨柏林党的领导工作。希特勒选中戈培尔是因为希特勒认为戈培尔具有驾驭柏林局势所不可或缺的二种素质：雄辩和智慧。他告诉戈培尔，柏林的下层领导很差，因此他可以无须党内法庭的介入，全权清洗党内一切不良分子。
当时，希特勒也不可能做出比这更好的选择，因为戈培尔完成任务比他所期望的要更好更快。这自然不仅仅归功于个人能力，而且归功于时代环境。1927到1931年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德国的影响与日俱增。1928年的国会选举中，该党还获得了12张议席。议员中就有格雷戈尔·施特拉塞、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1929年，国社党成功地获得了重工业和大地产主大规模的物质支持保证。像工业家蒂森、银行家施罗德等人的经济援助将这场日益壮大的运动置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连国社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也从中得利。当恩斯特·罗姆1931年接掌冲锋队大权时，这支队伍已达50万人，成为党内一份举足轻重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也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组织，但人数上没有这么强大。所以在凡尔赛和约签订没几年以后，按和约非军事化的德国出现了这种情况极大一部分能服役的男子参加了这个或那个私家的军队。
1929年10月份施特雷泽曼去世时，那些民族主义者还要用漫骂对他鞭尸三尺，尽管他们最终将建立了伪国防主权的坚实基础归功于他。他用其和解政策，成功地把协约国对德国的占领结束于1930年，也就是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提前了五年。早在1928年施特雷泽曼就通过采纳扬格计划使德国的战争赔款重负大为减轻。但纳粹党的宣传恰恰以扬格计划为由辱骂政府。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该党并未将之归功于戈培尔攻击施特雷泽曼的“耻辱和约”四处散布的胡夸废话，而是将之归因于德国遭受了世界经济危机这一客观事实。失业人数由100万上升至600多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挣半份工资很多年轻人披上了褐衫—因为在冲锋队里做事比在家里游手好闲而被其家里人瞧不起要有意思得多。
这样的环境注定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他对城头变幻的联合政府的无能以及“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毫无出路而发出的克珊德拉警告看起来似乎完全有理。所以1930年9月选举之后国社党有107名议员进入了国民议会，纳粹党获得了6401210张选票。绝不是所有投国社党票的人都是党员，很多选民只是想到，情况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应该给这个希特勒一次机会。登记在册的党员总数在三年之内从1926年的17000人升至176000人，1930年已达389000人，1931年甚至到了80万人
在夺权的阴谋中，希特勒需要三种工具：人员、金钱和选票。人员在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其他党组织中供驱使；金钱除了较少的党费以外，来源于一些重工业家和银行家的资助，他们错以为用钱就可以收买该党作为工具；选票来自越来越多的不满者，票数逐步上升。希特勒决定避免使用暴力，用这种方式合法地在宪法框架内实施阴谋。从根本上，他并不反对暴力措施，但在当时情况下，他相信宣传的力量。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陈述了他的本质宣传观“就如同女人宁可屈从强者也不愿主宰弱者一样”，“群众更喜爱统治者而不是乞求者。”领袖本人必须满怀激情，这样才能感染运动的支持者。群众受口头影响之深甚于受书本影响，每一场群众运动的成长壮大和影响深远不是归功于伟大的作家，而是归功于伟大的演说家。
宣传对于希特勒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由于（宣传）就自身而言不是也不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它因它的任务而必须存在——正如唤起众人注意的报贴画一样；但不是在于教化本来已富于知识经验或追求文化见识的人，而是越来越针对于情感，只是很受所谓的理解力的制约。每次宣传都必须是大众性的，宣传的知识水平必须按照既定宣传对象中最愚钝者的接受能力进行调整。这样，欲波及的人数愈众，宣传的纯知识高度就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