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戈培尔还说：“希特勒属于我们。他把我们的人民造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要是没有他，我们如今岂能安在！让我们最衷心地祈祷：我们始终如一地祝愿他过去、今天和将来都永远是我们的希特勒”。
戈培尔实在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在他的心灵和头脑里，希特勒早已取代了耶稣的位置，他的信仰有时几乎使他丧失自己的思维。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只有真理是永恒的，所谓“信仰的真理”，这种自相矛盾的词语对戈培尔来说就只能是前后矛盾了。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戈培尔根据他的元首的“旨意”曾多次重复过耶稣教会的信条：“正因为它是荒谬的，我才信仰它”
戈培尔的传记作者海贝尔说，戈培尔之所以“信仰”希特勒，是因为他需要一个领袖，一座靠山，一个上帝和一个抚养人，而不是他一直所不感兴趣的“目标”和政治。
希特勒没有亏待他。1926年10月，戈培尔这时刚刚满二十九岁。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在一年之间，戈培尔就从一个无名之辈爬到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他毫无难色地着手完成他在这个巴比伦式大城市中的任务希特勒指示戈培尔，要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在那里发展的互相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把德国的这个首都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拿下来。
戈培尔对是否去柏林任职，整个八月都举棋不定。8月28日他在日记上写道：“为柏林的事去慕尼黑。再次回绝。我不想陷入那堆屁事中去……”他认识当时的柏林区党部头目冯·施朗格，好像还很喜欢那个人。但他知道，德国首都纳粹的工作非常糟糕，令人忧虑。看起来柏林绝不是一个使他出风头的合适地方。他最希望去的是到希特勒那儿，去慕尼黑的党中央。
不管怎么样，九月他还是受派前往柏林，任务是在那里讲几次话，特别是“再看看那儿的情况”。9月17日记写的是：“晚上我接见（！）了施朗格和施密德克两个人都希望我来。我来还是不来？”
获得区党部头目这一诱人官衔的愿望，渐渐战胜对到柏林任职的反感。“接见”施朗格后的第二天，戈培尔出游了一趟波茨坦，无忧宫的气氛激发他的灵感写出了他满意的日记。结尾的话是：“腓特烈大帝！举世无双的腓特烈大帝！”在普鲁士的光辉影响下，戈培尔做出了他的决定。吸引他的不仅是“区党部领导”这个头衔，而且还有它后面的任务。迷人的头衔迎合他的虚荣心，艰巨的任务满足他的政治野心。
此外，戈培尔庆幸离开埃尔伯费尔德。他听到一个令人厌憎的消息说，考夫曼正准备结婚，娶的是埃尔布莱希特博士“那头猪”的一个亲戚。希特勒十月份公布任命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作党内宣传方面的负责人，这个职位正是戈培尔垂涎已久的。在戈培尔离开之前，考夫曼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
1926年11月，戈培尔走马上任。他的面前是冬天的“红色”柏林。现在终于当上了区党部头目，时仅29岁，真可谓春风得意，一年九迁，平步青云。
四、初兴风浪
特快列车徐徐驶入波茨坦车站时，十一月柏林的夜空已是黯然阴晦了。两个小时之后，戈培尔第一次登上了讲台，对柏林的党员发表演说。他反复强调“柏林，必须成为我们向前发展的坚实起点”。自此，戈培尔在他的法西斯生涯中，逐步走向了顶峰。
火车到站以后，戈培尔拎着自己简陋的皮箱，顺着柏林大街漫游，他细心地玩味这座世界性都市的喧嚣。不同寻常的印象异常强烈，只是偶尔地，由于他任务的巨大而使他有些绝望。但他很快克服了这种眩晕感，牢牢地抓紧皮箱，径直地朝纳粹党员集会地走去。那儿有一小堆纳粹党员正等着新上任的党区领袖。
希特勒的政敌施特拉塞兄弟在柏林掌管总部，他们为新任党区领袖的到来已安置妥当。等着戈培尔的，是舒舒服服地下榻在纳粹党员约翰内斯·施泰格尔家中。施泰格尔夫人是位富有的妇人，她的丈夫是《柏林地方广告报》的编辑，该报是德意志民族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报业康采恩中的主要报纸。许久以来，施泰恪尔夫妇已经成为积极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NSDAP，简称纳粹党）党员。在他们家中，戈培尔住得不仅舒适，而且便宜，并有权使用客厅和其他房间举行会议和接待客人。戈培尔一到柏林，奥托·施特拉塞就把他直接送至下榻处，他受到施泰格尔夫妇毕恭毕敬的接待几星期以后戈培尔对柏林区纳粹党员发表了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