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3日，戈培尔写道：“我与考夫曼长谈，他很痛苦，当然这都要怪他自己。”几天以后，他又一反常态。1926年2月，希特勒和施特拉塞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为此人们把戈培尔找来商谈。戈培尔在日记里满意地写道，他和考夫曼完全说了心里话，他把“整个心”都掏出来了，“我真想拥抱他”。可是两个月之后，1926年4月他又怀疑考夫曼在嫉妒自己在演讲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他开始在内心里想与施特拉塞和考夫曼分道扬镳。他已经看出，在希特勒身边他即将会得到更多的赞扬和荣誉。戈培尔生性轻信他所喜欢和崇拜的人非常善于网罗人才的希特勒很快发现了这位新上任的纳粹党的演讲家的这一弱点，投其所好抓住每一次机会，恭维戈培尔，把他拉向自己的一边。
考夫曼和施特拉塞则与此相反，他们已逐渐厌倦了戈培尔的那些阴谋诡计和自命不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认识到，一个如此天才的演说家对于他们的事业是何等重要他能够对那个资产阶级的社会痛加斥骂。即使是戈培尔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分子和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之后，也仍然没有褪去那种年轻的激进主义的痕迹。
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鲁尔区，以后也在德国的其他地方聆听他讲演。在班堡群众集会上，戈培尔进入会场，迎接他的是雷鸣般的掌声。戈培尔讲话时，听众们虔诚得就像是坐在教堂里。戈培尔传教”两小时之久，会场上鸦雀无声，结束时大家欢呼着几乎要把戈培尔举起来。“我累得精疲力尽……”戈培尔自己写：“一次空前激动人心的集会。我就像从水里钻出来一样……晚上在兰茨胡特演讲……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狂了。几位非常年轻的女性，发疯似的向我拥来。”
连驯服的本诺这条狗，也欣赏它的这位主人和演说大师。“昨晚在杜塞尔多夫讲演，带着本诺。这个长长嘴巴的小东西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好像在很有兴味地倾听。”
戈培尔年轻时喜欢演戏。实际上，一些重要讲话他都事先像演员一样进行排练。他所追求的，是个人给观众的印象而非其论据产生的效果。他谈的话仅仅是通往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迷惑公众，尽量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迫切希望得到众人的赞赏，几乎每页都要写自己取得了一些什么成绩，偶尔才以憎恶的口气提到有些听众对他的演讲艺术不以为然、不感兴趣或者干脆表现出厌烦。戈培尔总是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以尖刻的嘲弄语气评论党内其他派别的发言人。听了一次他认为是特别无聊的报告之后，他在日记中写：“这样，干不成任何革命，缺少那么一口香槟。”另一次又写道：“我谢绝了讲话，另外那个人则在胡说八道。”
“那口香槟”是指像他那唤醒听众的口才。他喜欢经常造成轰动效应。戈培尔在日记中一再提到与共产党人的街头争战和大厅动武，提到通常由他的追随者挑起的混战。1925年11月23日他写的是在克姆尼茨发生的一次野蛮的群殴：“2000共产党人。嘘声一片。1000个啤酒罐被打碎。150名伤员，30人重伤，2人死亡……”这些数字无疑是夸大了的。无论如何，只要戈培尔讲话，警察必然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干预，有时勒令解散，戈培尔本人也因侵害住宅安宁而受到控告。这对他毫无妨碍，甚至还使他感到兴高采烈。真正能打击他的是严禁其公开演讲。“如此众多的德国城市在为了我们的事业而流血。”
当警察又在慕尼黑兴师动众时，他认为这正是要达到的目的。他评论说：“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争”，“人们会因此了解我们。”
有趣的是他常使用“传教”这个词。“我想做一名信徒和传教士”。这位抛弃了其童年信仰的叛逆者，仍然要提炉焚香。埃尔伯费尔德的这位信徒，首先传布的是施特拉塞的教义。他坚决维护本派的政策，既反对慕尼黑派，也反对希特勒本人。他在1925年9月写道：“慕尼黑正在发出阵阵恶臭”，“慕尼黑都是些骗子、无赖在那里为非作歹。一群容不得身边有智慧的头脑的笨蛋，所以他们反对施特拉塞和我……连考夫曼也失去了信心。看来，我非得去一趟慕尼黑不可……”好像他一个人就可以在那里包打天下。但是这种傲慢情绪似乎没有持续多久。10月份他就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