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来电，要我在那儿讲话，他们可以拍我的马屁了！”他在几天之后写道：“昨晚与考夫曼在埃森，尤利乌斯·施特莱歇这位纽伦堡的英雄也在那里一个跟在屁股后面的吹鼓手！可怜的希特勒！可怜的纳粹！”这可以作为他反对希特勒周围的那帮暴徒的佐证。
希特勒是否要来埃尔伯费尔德与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谈心，希特勒是今天还是明天来？尚无确切消息”。“希特勒不来了。他埋怨我。他要是再责备我，我就甩开这个破烂货。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人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得到的竟然只有责备，而且这些责备甚至来自希特勒本人！在慕尼黑又是那些马屁精和阴谋家们在胡作非为，他们都想挑剔我和施特拉塞的毛病……”他洋洋洒洒，日复一日地写着。尽管戈培尔当时地位低微，却总是把自己视为领导。
投靠希特勒
尽管早在1922年6月，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后，戈培尔惊叹道：“那时我仿佛是再生了！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后，戈培尔写信给希特勒道：“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从那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在苦苦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可是现在戈培尔紧紧随随的主子是施特拉塞。
吸引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1925年10月23日，他写道：“归根结底，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192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你和我，相互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在希特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因为如果这样下去，施特拉塞很有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摊牌成为不可避免，1925年秋天和次年2月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希特勒闻讯大怒。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可能马上枯竭。这些前统治者有不少人曾经给纳粹党捐助了款项，而且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新生的运动越来越表示关心。
1925年11月22日，施特拉塞不顾希特勒的反对，在汉诺威召开了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要求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废除1920年通过的“反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一个新的纲领，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派了忠于他的弗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大声叫嚷：“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他要求把弗德尔轰出去。当弗德尔和科隆区纳粹党领袖莱伊声称，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希特勒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时，戈培尔叫道：“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