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巡回演说家”的戈培尔，尽管四处演讲非常繁忙，但为了那微薄的200马克工资他还得工作。他主要是在施特拉塞兄弟办的《国社党通讯》当助理编辑，还协助纳粹党部头目卡尔·考夫曼做一些组织工作。
戈培尔和纳粹党的关系最初是受了卡尔·考夫曼和施特拉塞兄弟俩的影响。他们创办了一份新的刊物，刊名叫《国社党通讯》，于1925年10月首次出版。戈培尔参加了该刊物的编辑工作。他当时已认为自己是世界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施特拉塞是出版人，我是主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如果没有背景知识，在阅读戈培尔在埃尔伯费尔德时期的日记后，就会不假思索地把考夫曼抛在一边，而认为戈培尔是继帝国组织头目施特拉塞后的纳粹党分部的最重要人物。实际上，当时戈培尔几乎没有什么威信，只不过是一个站在讲台上演讲的人。那时的戈培尔完全赞成施特拉塞的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主要是因为他暂时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寻求到一种施展其才能和满足他虚荣心的可能性。
1925年10月戈培尔写道：“与施特拉塞就有争议的所有问题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们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施特拉塞说：他真了不起，讲话中穿插着许多许多嘲讽”。在另一篇日记里戈培尔写道：“施特拉塞不是我认为的那种人。”11月戈培尔在柏林逗留了几天，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又得到了他的赞扬：“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同样也是一个可爱的家伙，我想与他交朋友。”此外，在他这次柏林短暂逗留期间，戈培尔在与鲁登道夫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之后，鲁登道夫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月考夫曼和施特拉塞起草一份新的党纲。戈培尔有时也参加意见，但从他的日记看来，似乎是他们在无望时求他帮助，是他一个人在拍板定音“施特拉塞拟的草稿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还在下面画了横线。而在几个星期后，他又一反常态，对施特拉塞深表敬佩。1926年3月他写道，施特拉塞是“一个诚实能干的巴伐利亚人”，“我很喜欢他”。当戈培尔后来进入希特勒的私人圈子以后，对施特拉塞就变得尖刻了。
戈培尔和他原来的上司、纳粹党区的头目考夫曼也很快就建立了友谊。1925年10月戈培尔写道：“在办公室我发现了一封考夫曼祝贺我生日的信。一个多么热情友好的朋友！对此我感到特别高兴。”然后用诗一样的格式写道：
“艾尔西——我漂亮的爱人！
考夫曼——我忠实的同志！
谁说我还贫穷！？”
因为考夫曼和他的这位部下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们之间不久便产生了摩擦并互耍手腕。在1925年11月戈培尔就已经开始了他与考夫曼之间的冲突。从1926年1月的日记里可看出戈培尔对他的上司那种倨傲而宽容的态度：“我为我的朋友考夫曼担忧。他太放纵了。我或许能够帮助他……”几天后他又写道：“考夫曼心肠太好了，太重感情了。”1926年2月1日的日记里只单独记下了这些话：
考夫曼没有像对待朋友一样地对待我，肯定是埃尔布雷希特在背后捣鬼。在这儿我的手脚被束缚住了。今天下午与卡尔·考夫曼进行了令人不愉快的交谈……”两天以后：“与考夫曼长谈。他很痛苦，但他对我很好，刚才有人给我打了电话，卡尔病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得关心这件事。”33年后当卡尔·考夫曼看了他当时的秘书写的日记后，感到很吃惊，甚至有时对戈培尔那自鸣得意和发疯的腔调而感到惊愕。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是一个认真的雄心勃勃的人，如果没有充斥在他日记里的那些“愚蠢的胡闹”就好了。考夫曼把他的秘书描述为一个确实很讨人喜欢的、有时还很有魅力、几乎总在狂热地工作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诡计多端的人如果有人不管有什么问题不请教他而去征求埃尔布雷希特，那他就会像一个醋意大发的主角女演员一样耿耿于怀。
在戈培尔日记中常出现对“阴险的敌人”埃尔布雷希特的长篇漫骂和攻击后来埃尔布雷希特博士在杜塞尔多夫读了日记里大量的恼羞成怒的词句后，和考夫曼一样认为，这些诽谤之词是由于刺伤了戈培尔的虚荣心所致。“我当时或许低估了戈培尔”，他从来就没有特别喜欢过戈培尔。他觉得戈培尔太饶舌和夸夸其谈了。考夫曼认为，埃尔布雷希特与戈培尔之间的争论与不和，或许与他们间六至七岁的年龄差有关无疑是戈培尔感觉到自己被这位比他年长和成熟的男人所战胜但在日记里戈培尔把他们之间出现的一切危机和困难，如果不是虚构的话，几乎全怪罪于自己。他常常把不大点儿的事看成是问题，而为这“内部的分歧”而担忧。然而，考夫曼在党内外以“严肃的交谈”方式，重新调解好这些内部的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