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德意志民族的同志们”，他以那种尖锐的方式讲话，以后他又上千次地使用过这种称呼。这的确是一种所说的“民族的腔调”。大会报以经久不息的笑声、响亮的口哨和呼喊声。戈培尔很窘迫地站在那里，没有能力用他的声音压倒这种闹声。那位集会领导人也有好几分钟不能使会场安静下来。但是，当一个呼喊者好几次叫着“资本主义的剥削者”时，戈培尔发怒了。自己口袋里装着什么，凭什么受这样的侮辱？这位天赋的演说家的本能被唤醒了。突然，他知道怎样对付这个叫喊者了。集会领导人把喧哗稍微压了下去，戈培尔大声喊道：
“我请那位把我称作资本主义剥削者的先生到讲台上来，把他的钱夹子的钱都掏出来。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之中谁的钱多。”
说着，他掏出他自己破旧的钱包，把几个10芬尼的硬币倒在讲台上。这样他用幽默诙谐的话把听众争取到他自己一边，得以把他那几句话讲完。这是一次政治宣传者的火的洗礼
渐渐地戈培尔对政治，特别是对那些“民族的”政党发生兴趣。他时常陪普朗去参加集会，他甚至作为他那些富有的朋友们的客人参加了所有的民族的党派于1923～1924年冬季在魏玛举行的大会。这些大会的组织及其群众的呼吁给他留下的印象比当时发表的沙文主义思想和感觉还要深刻。
在戈培尔不断地寻找一个赖以生存的工作时，有一天谋到一个直接把他带入政界的秘书职位。帝国国会议员弗兰茨·冯·维格斯豪斯以每月100马克的薪水聘用了他。维格斯豪斯是许多极右团体中一个名叫“民族自由党”的议员维格斯豪斯住在埃尔伯费尔德，在那里发行他那个小派别的机关刊物“民族自由”报。戈培尔可以参与这个小报的工作，有时也可以在一些政治集会上发言这时他第一次接触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年轻的戈培尔被纳粹的“民族主义一社会主义”的联合体所吸引，年底时他出现在卡尔·考夫曼那里。考夫曼当时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莱茵兰一威斯特法伦省党部领导人他同格雷戈尔和奥托·施特拉塞兄弟俩商谈聘人的事，因为格雷戈尔当时是希特勒身边的领导人物，在德国北部是原来的党的领导人。施特拉塞兄弟打算在埃尔伯费尔德出版一个周刊，计划把它作为该党的思想的领导刊物”。该杂志名叫《民族社会主义通信》，由格雷戈尔负责出版发行，奥托负责编辑、校对，还要找一个能干的助理编辑。考夫曼向施特拉塞兄弟谈起那位已在他那里报了名的年轻人。经过商量决定，最后聘用了戈培尔，月薪200马克，在考夫曼的党的办公室任秘书，同时在施特拉塞兄弟编辑部当助理编辑。几天以后，这兄弟俩考查了这位新手戈培尔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有点磨损，却异常干净。虽然已是深秋，但他却没穿大衣没戴帽子，他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自信。他用棕色的大眼睛打量着这两位新上司，沉着地用尖锐的言词宣布说，“民族自由党”根本没有政治前途。
“那个党的领导人不了解人民”，“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才能拯救德国。”
施特拉塞注意到当戈培尔使用“我们”这个词时好像他已经属于他们之列的那种自鸣得意的样子。然后戈培尔继续讲：“我们将为民族社会主义赢得德国工人，我们将消灭马克思主义。”
他的眼睛闪着光，挥动着他那双漂亮的手做出狂热的手势，他用尽一切办法使施特拉塞兄弟俩确信，他是那个职位空缺最合适的人选。“至于资产阶级的糟粕”，他最后说，“我们将把它扔进垃圾桶。”
使施特拉塞兄弟俩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个年轻人的声音，他善于精湛地利用他的声音的转调能力。后来决定，戈培尔除了他的另一些工作之外还为施特拉塞兄弟俩做秘书工作。刚刚有一位年轻人由于不能干而在这个职位上被解雇。他的名字叫海因利希·希姆莱1926年德国两大事件引起了人们和各政党宣传机构的关注。一是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二是关于有补偿地没收贵族财产的议会辩论。在这一问题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希特勒开始还举棋不定，最后站到了他的贵族朋友一边。后来至少有一个霍恩措伦王室的王子和其他一些贵族的成员加入了纳粹党，使得纳粹党沾上了几分“上流社会的文雅”。纳粹党的左翼力量，主要是埃尔伯费尔德圈子里的施特拉塞、考夫曼以及当时的戈培尔。这些人观点和德国社会党、德国共产党一样，赞成无补偿地没收贵族的财产。为此，这位纳粹党的秘书戈培尔博士多次发表了蛊惑人心的演讲。这不仅使他在自己的纳粹党州分部，而且逐渐在整个帝国名声大噪，成了出色的演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