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站在一群虔诚的追随者中间。我几乎没能再人出他来。他的簿僦垢按？我坐在人群中，但我觉得好像他只冲着我一个人讲话。
关于劳动的收获！人们在这里把我曾感觉到的、忍受和感受过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我的信仰！它在这里形成。
把劳动当作救世主！不是金钱、劳动和斗争解放了我们、你和我、我们大家，而是我们大家使祖国获得自由。
我感到非常融洽和睦。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现在，年轻的德国站起来了，工人们，是他们锻造出帝国。还有铁砧，铁锤！
这里是我的位置！
当互不相让时，我要站在这里。
我们大家必须要成熟起来。只有当少数人比多数人更好时，少数人才能获胜。
坐在我周围的人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在悄悄流泪时，我像小孩子一样感到不好意思。
十月里他听说已返回俄国的伊万成了一次政治谋杀的牺牲品。米歇尔在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他的房东恳求他别下井了。她梦到过他被石头砸死了。米歇尔嘲笑她。恰恰和弗里斯格斯一样，他也在一次矿井事故中丧生。以一位矿工写给赫尔塔·侯尔克的信作为终曲，他在信中描述了米歇尔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怎么死的，嘴上带着笑意在他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尼采的“索罗亚斯德”，其中有两句话用红笔重重地划了两杠：“许多人死得太晚，而少数人又死得太早。教训听起来是陌生的：要适时地去死！”
当戈培尔遭受频仍不断的挫折，处于穷窘交加的处境时，他还根本不是国社党人。戈培尔在为学生上拉丁文补习课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他还得靠父亲来养活自己，而他的父亲要用每月只有三百马克的工资来养活六口人。戈培尔每天都在为此深感羞辱。他有时甚至会对这位已经不应称做爸爸而应称为慈善家的生身父亲产生一股无名怒火。
1924年，戈培尔加入了国社党。这是因为他们为此向他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让他担任一家每周六发行的《民族自由报》编辑，每月有上百马克。这对于失业贫困的戈培尔来说，薪金不算少。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岗位。就在同一时期，希特勒正在兰茨贝格一个舒适的堡垒监禁中—他还从未住过这样好的地方—撰写《我的奋斗》。
这时，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比希特勒小三岁，但是他同希特勒一样，也得到过一枚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他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他精力过人，有演说才能和组织才能，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极其有独立性。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人民运动，参加1924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在巴伐利亚，纳粹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施特拉塞又在国会中取得了一个席位。
几个月后，施特拉塞在柏林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因兰奠定了政治组织的基础。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有一次，施特拉塞在会上听了戈培尔的发言，认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戈培尔这时年方28岁，已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有一支锋利的文笔，而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特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并任命戈培尔兼《国社党通讯》主编。于是戈培尔暂时投靠了施特拉塞，而没有投靠希特勒。但事实证明，这对戈培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三、找到主子
尽管戈培尔的法西斯生涯后来很有发迹，但其初始，他仅仅是为生活所迫和出于好奇心而涉足政治的。
1923年冬天，戈培尔走向了政治，他的朋友普朗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经常在慕尼黑，他从那儿带来纳粹的刊物、小册子和报纸。戈培尔越来越有兴趣经常翻阅这些读物。有一天晚上，普朗带戈培尔和其他几个朋友去参加一个政治集会，这是由一个左翼政党举办的，普朗也不清楚到底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普朗和朋友们鼓励戈培尔在辩论中发言。约瑟夫·戈培尔犹豫地一拐一拐地走上讲台。由于他很瘦而那件上衣又过于肥大，使他的形象十分滑稽。因为他被一位集会领导人作为辩论发言人介绍说他想按“民族”的意愿讲点什么，所以他受到的欢迎是口哨声。当集会领导人使会场又安静下来之后，戈培尔开始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