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天意拯救了元首的宝贵生命。”三呼“胜利万岁”后，他离开了这个凄楚的现场，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拟了一封电报交给班德勒街的通讯中心，电报说：“不负责任的将军们的叛乱已被敉平，全部首领已遭枪决。”
弗罗姆接着去戈培尔处，戈培尔将他逮捕。他对自己同事的态度并未给他带来什么优待，1945年3月他也被枪决。
在死者被运往舍内贝格的马特海姆教堂公墓安葬时，时钟正敲午夜一点。广播电台传出了希特勒的声音。
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来自11个机构的四百名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来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第一批受害者中无一人生还。施道芬堡及其朋友的尸体，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到农田里。戈林甚至建议把骨灰撒在臭水沟里，因为农田对他们来说太干净了。
大部分害怕遭到死亡耻辱的人，虽然有同纳粹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但这次却无法预料等待他们的是何等样的命运。直到后来他们才认识到，还不如当初也被按军法处决为好。
“圣巴托罗缪之夜”又开始了。逮捕的浪潮此起彼伏。
迫害者们根据偶然发现的军事谍报局的文件，拘留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少将。在巴黎，那些刚刚逮捕了党卫队首领的军官们在拉斐尔饭店惊悉，柏林暴动已告失败。德国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自己反而落入了他为希特勒的打手们设置的圈套。在这一危急关头，军官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应急措施。他们和两名被捕要人，党卫队的高级军官和警察首领卡尔·奥贝格和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谈判。
两人被带出监狱，调停人奥托·阿贝茨大使打断一开始的交锋说：“在柏林，一切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里是法国。诺曼底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里的所有德国人必须精诚团结。”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抓人的和被抓的达成了协议，联合反对希姆莱和国家中央保安局。所以巴黎密谋分子的处境相比之下要好一些。
当然，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后来罢免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职务，并命令他去柏林汇报情况。途中，他去看了凡尔登北部的马斯河古战场，他让司机开车先走，自己企图开枪自杀，但未打准，动手术后被捕，后被绞刑处决。看风使舵的克卢格在回德国途中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服了氰化钾，但是在给希特勒的信中仍然表示效忠于希特勒。这是一个介于可笑和可怕、屈服和狂妄之间的德国陆军元帅。
只有少数人知道，由于自己参与了这一密谋或者知道这密谋的内情终将被送交荣誉法庭，被判刑乃至枪决，企图隐藏起来。
他们希望敌手们也会遵守荣誉的传统。这样，他们在惨败后再次低估了纳粹运动。这个政权不仅要他们死，尤其要他们惨死并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被捕的家属中，年龄最小的是格德勒的孙子，还是个哺乳婴儿；年龄最大的是施道芬堡的堂伯，85岁。
事到如今，在密谋分子当中还有人抱有天真的想法，如弗尔吉贝尔将军。他是个主要密谋分子，在暗杀事件过去后几分钟还曾看见过幸存的希特勒。在七月二十日的混乱中，他（那时还未受到怀疑），曾多次出现在希特勒身旁。他知道，他的参与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本来完全可以在施道芬堡行刺失败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枪杀希特勒，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准备像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宿命论的方式去承担后果。当天下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去“狼穴”，也就是说要逮捕他。
他的通信官和亲信黑尔穆特·阿恩茨博士中尉问他，是否有手枪。
“只要活着，就不能这样做。”这位将军回答说。他不愿自杀，而是想向战时法庭公开申述自己的理由—战争罪行的必然结果临别时他对副官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一声再见。”
但是费尔吉贝尔将军在被捕后没有申诉的机会，他进了盖世太保的行刑室，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待遇。
密谋集团的驱动机——特雷斯科企图逃脱这种命运7月21日，他来到第28步枪师的前沿无人地带，如他所说的那样，想亲眼看一下前线的败局。就在苏军防线附近，他用两支手枪制造了一个交火的假象，然后拉响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