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的宣传部里一片混乱，施佩尔正好也在那里。戈培尔正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汗流满面地打电话。戈培尔知道，波茨坦和其他邦的驻地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已经开始。他最后的希望是，但愿广播电台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
雷麦一进门，戈培尔就开门见山地要他好好想想他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誓。
“但是元首现在已经死了。”雷麦说。
“元首还健在。”戈培尔反驳说，“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雷麦又说，只有他能亲自听到元首的说话声，他才会相信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雷麦感到庆幸，但仍似信非信地瞧着我们发愣这时戈培尔要雷麦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业已落在他肩上的历史重任。戈培尔说，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者抛开它，现在就看他自己了。这时见到雷麦的人，见到他听了这番话后所发生的变化的人，都知道戈培尔已经获胜。但是戈培尔这时又使出了他的绝招，他说：‘我现在要同元首通话，您也可以在电话上同他谈谈。元首会给您下达命令的，这样不就撤消了您的将军下的命令了吗？’戈培尔用稍带讽刺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然后他叫通了拉斯滕堡的电话。宣传部的电话总机有一条直通元首大本营的专线：不一会儿，希特勒接了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这位少校。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戈培尔控制的无线电里听到过他的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哑的声音呢？而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希特勒的讲话。少校在电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我们只听他不断重复说：
是，我的元首……是！’随后，戈培尔接过听筒，希特勒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这位少校已经受命接替哈泽，执行将在柏林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同时，要他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唯一一条幸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戈培尔继而采取反措施，命令警卫营全体人员到他的住宅的花园集结待命。”雷麦少校当即被提升为上校。对雷麦来说，这就够了。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下午六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引刺希特勒，但已失败。戈培尔在等待雷麦的时候，已把公告的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七点差一刻，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出了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的公告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不少地方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了。下午八点二十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维茨勒本和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
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八点钟时才出现。他似乎立即发觉，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在被审讯时，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十一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的一次反希特勒严重叛乱，在十一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希姆莱到达戈培尔的寓所时已是后半夜了。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谈，他自动详细地说明了他不到出事地点来的理由。希姆莱没有立即执行希特勒在下午五点钟发出的要他返回柏林的命令。最初，他呆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到了晚上，他才乘飞机到柏林，在柏林郊外一个偏僻的机场着陆。他说，对付暴乱分子，历来有一条可靠而正确的法则：必须离开暴乱中心，从外面采取反措施。这就是他所采用的策略
戈培尔似乎接受这种说法。他津津有味地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详细地向希姆莱讲了一番，说他如何如何独挽狂澜，控制了局势“他们要是没有那么蠢就好了！他们有许多机会。真是笨蛋！真是幼稚！当时我想，要是我，我会怎么干呢？他们为什么不占领广播电台，广播最荒唐的谣言呢？他们在我的门前布了岗，但是他们让我安详地同元首通电话，动员一切力量！他们没有切断我的电话线。他们掌握这么多的王牌，全白白扔了——真是没有经验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