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再一次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我独自拥有对帝国首都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各个部也必须听从我的指挥。全部公共生活将由我安排。在灾难危机中只能有一个人发号施令。
……我们在帝国范围内的宣传也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我能够从一系列关于各省领导情况的报告中得出这一结论。在这里人们也同样感到十分痛苦的是，在家乡缺乏有力的领导。当我得到必要的全部权力时，我将欣然准备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己任。但是现在确实无法做到同时兼顾四面八方的工作。例如，一些省份报告，现在外国的广播再次大范围地被收听原因当然在于我们的新闻政策是完全捉摸不透的，它再也不能使人民了解战争局势的全貌就是我们保守地关于斯大林格勒问题和那里我们的失踪人员的滞留问题的评论，都自然会把听众引向大规模地收听布尔什维克的广播，因为它报道了据称被俘德国士兵的姓名。
对于戈培尔来说，宣传机器是国家政权的表现形式，“如果说宣传应该是极具影响力，那么在它后面应悬挂一把利剑”。因此，这位宣传部长感到，自己应以国家社会党领导意志的化身出现在公众面前。
1943年5月12日他写到：
我再一次为总体战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头至尾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我收到了大批的公众来信。几周内已超过15000封。所有的信都表达了人民对我的观点的毫无保留的赞成，但是最重要的是，也是使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在信中对我表达出极大的信任。我必须证明这一信任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当全面战争出现失误时，我决不会让自己撤到后备军去。人民把对全面战争的设想与我个人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也以一定的形式为全面战争的实施公开负责。
1943年3月9日，戈培尔对纳粹内一些高级官员的追求享乐大为恼火，这些人看着人民的贫困，却对因战争而制定的限制佯装不知。
……我对许多盖世太保领导人提出批评，他们不适时宜地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元首也耳闻了有关情况。因此他决定在战争期间禁止打猎以及在党的集会活动中禁止饮酒。原则上只允许吃“一锅煮”的菜。这已是一大进步了四天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上：
这并不是说，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方面，有的省松懈，有的省紧张地为之准备。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在某些省中，为妇女染发和烫发是禁止的，而在另一些省份却是允许的，以至于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妇女为了化妆，她们得从一个省跑到另一个省。这当然不是全面战争的含义。
戈培尔对他的报界负责人维尔弗里德·冯·欧文说：“电影演员们根本不配享受特权的待遇，这些人只是以他们的意志薄弱、忘恩负义和奸诈地进行干扰来作为回报。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您就会对所有这些女士们、先生们（除几个人之外）有所了解。他们吃完我们的面包，挤到我们的桌子前，极愿意从我们这里得到百万元薪水和专业的以及国家级演员的称号。然后呢，我对此一清二楚，他们会率先向新的主子涌去并声称他们始终坚定地反对法西斯，并且是被迫地接受金钱和荣誉。我了解这帮无赖。
“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允许他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会到处严厉地采取措施，就是他在自己的党内也同样如此。
“如果元首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任命我为副总理，那么我从一开始就会为党和国家领导的纯洁及秩序操心我将会毫无顾忌地采取有力措施。我将忠实地遵循我的准则，清除障碍，铲除腐败产生的根源避免腐败现象的出现。”
当纳粹党的国家机器的处境越来越不妙时，极端的戈培尔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真面目。1943年9月10日他的日记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彻底地改革。在与人民大众的交往中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社会主义化但是人民也必须时刻清醒地知道，我们是他们公正的宽宏大量的代言人。国家社会党的领导决不允许与贵族统治或所谓的社会有所联系……
在极端的戈培尔政治思想体系中，征服全世界的梦想具有妄想性。1943年5月8日他写道：
元首表示他确信，帝国终将会统治全欧洲。对此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斗争但是这些战斗将毫无疑问地取得最完美的成果。从那时起，一条统治世界的道路将具体地展现于我们面前。谁拥有欧洲，他就会以此得到对全世界的统治权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去讨论什么公正和不公正的问题。战争的失败才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不公平，而胜利给予我们最大的权力胜利者理所当然应拥有一切机会，去向世人证明他的战争在道义上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