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我被捆在一个像床架一样的刑具上，脸朝下头上被盖上一条毯子，每条赤裸的腿上套上根炉管样的东西，管子内壁有尖钉，外面有螺丝，扣紧后钉子扎进大腿和小腿。
第三步，我和刚才一样，被捆在床架势刑具上，头也被盖住，床架’可以缓慢分开，以致被绑住的整个身体随着这一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动作一起拉长。
第四步，我被捆在一具特制的刑架上，弓着腰，身体既不能向后也不能向两侧活动，然后刑手和警卫长用粗棍从后面抽打，每打一棍我的头就重重地撞击地面，旁观者们在一边高声狂笑。”
施拉布伦多夫曾休克过一次，醒来后继续受此摧残。但是这种刑罚没有奏效，他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们把他带到刑场，押解人作一手势说：“现在你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准备给你选择另一种命运的机会。”
他们又把施拉布伦多夫带到收尸室，里面放着特雷斯科的棺材。“他们当着我的面打开棺材，”施拉布伦多夫写道，“指着这具已经在地下躺了几个月的尸体，连威胁带利诱地问我，现在想不想全面招供。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焚毁了棺材和尸体。接着，我并未像所期望的那样被枪毙，而是被送回了监狱。”
希特勒的闪电式判决在他的指示下达后几小时就执行了第一批遭判决的有8人，他们是：维茨勒本、哈泽、施蒂夫、贝尔纳迪斯、哈根、克劳辛、赫普纳约尔克及其助手。处决前，每人都喝了烧酒壮胆。摄影师为希特勒拍下了他们临死挣扎的场面。
其他死囚穿着木拖鞋，双手反绑着带到一间只有两扇小窗照亮的小房间里，头被塞进用钢琴弦做的套圈，然后用肉钩子缓慢吊起绞死。前后用了20分钟……
信使在当天就把有关影片和照片送到元首大本营给希特勒看，一些照片放在他桌上的地图边达一星期之久希特勒每天让人汇报死刑执行情况。这个独裁者在体质上日益衰弱的同时，他的虐待狂症反而有所增强。
后来，人们对希特勒的命令就没有那么认真了。一些死囚甚至在死牢里蹲了几个月之久。其间没有人进行过营救。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似乎密谋分子还未等他们供出同党就都被绞刑处死了。费尔吉贝尔等死等了一个月；格德勒先是隐居起来，后被一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发现。在1944年9月8日到1945年2月2日期间，悬赏缉拿他的赏金高达一百万马克。
德国舆论界对第一次审判和紧接着的处决作了报道，不久，就对有关消息进行了压缩，或者根本不予报道，目的是为了维持“非常小的集团”的说法。自然，这又有戈培尔的一份“功劳”。
并且，戈培尔对希特勒的效命是发自内心的死心塌地，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使希特勒满意自己的工作。
这在他的日记中有明确的反映，如1943年3月9日他写道：
……元首在会谈结束时变得特别的坦诚与亲切，他对任何事都毫不隐讳。这样的两人单独会谈确实增进了两人的感情。元首反复向我保证，他对我的工作不仅非常满意，而且他也同样地赞赏我的工作。德国的战争宣传但愿从头到尾完全都是第一流的。我有权力为我从中感受到的赞赏而骄傲。六周之后，4月23日，他骄傲地记下：
……元首当着施佩尔的面极力赞扬了我登在《帝国》杂志上的文章。他每次读我的文章从未发现过其中有心理上的错误。他称它们是目前在德国写出的最好的政治散文。
当他看到自己受到敌国新闻界的攻击时，他也同样感到很得意。
我看到一些英国报纸和杂志以极大的敬意提到我个人以及我的工作。《新闻年鉴》称我为纳粹集团中最危险的人。我为能得到这样的称赞感到自豪。如果英国人继续如此敬佩我的工作的话，那么我相信，德国人民也是会逐渐对此表示赞同的。
戈培尔在战争中不断地努力，促使希特勒下放更大的权力，这巩固了他在宣传鼓动领域中绝对的专制地位。
……我向元首阐述我对宣传实质的看法。我认为，如果要设立帝国宣传部，应把帝国范围内以及占领区内全部的宣传、新闻以及文化事务交付给这个部门。我向元首强调说，我坚持对帝国宣传和新闻工作的全面领导。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地、毫无条件地同意我的观点。
戈培尔希望看到自己的权力在扩大，作为柏林盖世太保的首领他享有这些权力，并为此而骄傲。在希特勒面前他反复夸耀自己的镇静，说他作为盖世太保首领，如何带着这种镇静在最严峻的轰炸之夜与痛苦的柏林民众在一起，如何领导灭火及清理废墟，如何为稳定秩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