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根本不可能找得到工作，在处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他用9月的最后两天时间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老老实实地描述了他们的困境。10月1日，他进城去闲逛，盼望这一天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应该出版，这样有足够的资金还清他们投入党内的钱和物了。但他知道姐姐比他还穷。他的眼睛仍盯着瑞典，一位大飞机制造商请他寄简历，并且戈林正在和瑞典的航空先驱卡尔·弗洛曼交涉，他刚在斯德尔摩组建了一家航空运输公司，名为阿·伯·航空运输公司。
卡琳的父亲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她看在上帝的分上，在没有给戈林找到固定工作之前，不要回瑞典。她自己收起了这封信，只告诉丈夫她从妈妈那里收到了一点钱。她马上给母亲写信，表示感谢。
一周前我们就已用光了所有的钱。最近我们生活非常艰难。我无法告诉你如何艰苦。尽管和亲爱的赫尔曼在一起非常幸福，但生活从没这么艰难过……如果没有他，我根本无法忍受……在我牢骚满腹时，他总安慰我。
希特勒无能为力。他自己身无分文，党所拥有的一切都给没收了每件家具，每辆汽车，一切的一切！……长期以来，我心底里坚信，上帝会帮助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但有时候生活真艰难！
由于买不起车票戈林夫妇没去任何地方，一直呆在威尼斯。这对他们来说已毫无乐趣可言。人们几乎可以听到内格雷利嘟嘟嚷嚷地念赫尔曼10月15日第二封信的开头几句：“你知道，我们仍在这里……”戈林在这封信里怒气冲冲地抱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求墨索里尼严肃对待拥有400万选民和800万支持者的运动的代表。他暗示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获释后将会要求和戈林一起访问罗马，亲自继续纳粹和法西斯之间的谈判。“然而，如果没有把握见到墨索里尼，他将不会来罗马，”戈林告诫说，这种牢骚再次表明，他和罗马之间建立的联系非常重要。这样他还觉得不够，他又对内格雷利大谈在各地民族主义运动参加反犹太运动的重要性。他写道：“必须在所有国家与犹太作斗争。”
戈林有另外的动机，也可以说他现在对罗马不耐烦了。在他的建议下，希特勒发表了纳粹党的正式宣言，宣布对南蒂罗尔没有兴趣。宣言发表后立即遭到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和整个德国新闻界对纳粹的广泛谴责。希特勒被剥夺了奥地利公民权，啤酒店暴动之后所有逃到蒂罗尔的纳粹分子都被驱逐出境。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戈林从罗马得到的只是极其模糊的非正式的良好愿望。
五
在人生旅途的其余20年里，赫尔曼·戈林同奥地利医生给他带来的吗啡瘾的罪恶专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并非时时成功。这不是公开的战斗。他斗争、失败、再斗争，终于赢得了这场心灵深处的悲剧性的战役。1933年，当他向埃哈德·米尔希保证已战胜了那种嗜好时，那很可能是真的；但当地的空军将军们在后来的几年中见到他时，他目光呆滞，面色如蜡，他们明白，吗啡这个暴君已再次占领了他的躯体。
对那些熟悉吸毒给人体造成影响的人来说，赫尔曼·戈林的情况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全部间接证明。吗啡能使一个诚实的人变得完全不可信，能造成导致犯罪的幻觉；引起性活动的增加；产生诸如巨大生命力的迸发等副作用。注射吗啡之后，人的想象力受到激发，言谈更流利，又会出现四肢无力的现象，有时候还会嗜睡。
在斯德哥尔摩，戈林夫妇搬进了一栋中等的公寓，这栋公寓紧挨着卡琳曾和尼尔斯住过的房屋。她发现13岁的托马斯和她差不多高而感到非常惊讶。她的家人看到她曾是轻快敏捷、英俊潇洒的丈夫现在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极度下降，他的麻醉剂瘾已经毁掉了他的身体时，也同样感到非常震惊。戈林无精打采，身体肥胖，脾气暴躁，有时候还动手打人。
几个月来，党对自己的薄情一直困扰着戈林的思想。他给希特勒写了信，请求一旦冲锋队解禁，他仍担任队长，但希特勒的复信很辛辣，说冲锋队是他的事，戈林不应干预。戈林然后提醒希特勒，“党对他负有债务”，并且将这封信“小心翼翼地归了档”，这是戈林给买下了他的奥伯门青别墅的拉尔上尉写了一封愤愤不平的信中透露的。这封信是1925年6月26日在斯德哥尔摩写的，字里行间全是对虚伪的“民族主义者圈子”和希特勒周围“唯命是从的党的工作人员”的指责；戈林抱怨说，纳粹党“以其十足的残忍和无情”把他毁了。他还说：“这个党没有表现出一点良心和同志情谊。”他劝拉尔借鉴他自己的经验。他从前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顶礼膜拜”已不复存在。“我给元首写了信，但得到的只是空洞的安慰话。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没有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那里收到一个子儿，只是一大堆承诺和签了名的最忠诚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