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种邪恶的思想或力量控制着，你的身体渐渐衰弱……
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
虽然戈林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失败了。1927年9月7日到26日，戈林再次“因滥用吗啡，每日剂量40-50厘克”住进了隆布罗精神病医院。
1927年戈林和卡琳在瑞典一起过了圣诞节，但1928年1月再次把她一个人撇在病床上回到柏林。现在他和弗里茨·西贝尔在盖斯贝大街的一个办公室工作，西贝尔也从事航空业务。降落伞销售不是很景气，但戈林盯上了更大的行业。5月20日将举行至关重要的德国国会选举。他一不做二不休，孤注一掷地胁迫纳粹领导，把他列入候选人中。秘密支持者提供了资金，使希特勒能够将党员扩大到数百万人。戈林直言不讳地威胁说，否则他将起诉纳粹党，要求归还1922年以来所欠他的每一分钱。希特勒屈服了，答应他如果纳粹有7个席位就给他一个。戈林赶快跑到朋友普泽·汉夫施腾格尔那里，高兴地述说了一番。在这种环境下当纳粹候选人好比往银行里存款。
突然之间，戈林摇身一变，他不再是一位被社会遗弃的人了。他莽莽撞撞地四处打听，想寻找一座更像样的公寓，并请求卡琳及时来柏林参加选举。大选前的第三天，17日，他把卡琳带到了为她准备的拐角大房间。房间有一个充满阳光的阳台，阳台上摆满了水仙花。虽然她身患疾病，但和他再次团聚，她欣喜若狂。
太阳落山时，他们在柏林湖畔就餐，“周围是令人作呕的犹太人”！他们在一家日本馆用筷子吃的午餐，身着和服“斜眼看人”的餐馆女招待送上了草莓，他们兴奋地谈论着星期天大选日：
他们已经开始发生暴力冲突。每天共产党人都打着六角星红旗游行……遇到打着字旗的希特勒的人。然后激战一场，有死伤。只要赫尔曼一切顺利，我们就可以过安宁的生活了……你想是不是！
这封信寄出之后，21日她又发了一封电报：赫尔曼昨天当选，母亲，你知道吗！
纳粹党在全国获得了足够的选票，使12名代表全部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因此戈林进了国会，有了固定的收入，有了影响和朋友。
报纸的约稿纷至沓来，他每月工资500马克，作为党的演讲者每月还有800马克的收入——这只是开头。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们能开始偿还旧账，付医疗费用，赎回他们在当铺变卖的东西。当卡琳把当初当掉的白色小风琴和其他家具重新搬到三楼公寓时，赫尔曼开心地笑了。他期待着算总账。
大选之后，赫尔曼和卡琳乘飞机前往瑞士的苏黎世，发表讲演，展销降落伞。但他现在有了更好的收入来源。德国实业界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手中。拜尔发动机厂和亨克尔不久便请他作了“顾问”，经理弗里茨·希勒至少有一张“戈林一次性分配付款单”。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向他赠送了新公寓的装潢用品和家具。
可是他贪心不足，不久便要求汉莎航空公司拨款设立办事处，支付保罗·克尔纳的工资，还要雇一名秘书。航空公司不久就发现一年支付给他的费用相当于5万马克。
〔卡琳那年夏天抱怨说〕我很少见到赫尔曼。每天上午一大早他就到〔弗里德里希大街和陶本大街街角处的〕办公室上班，我们通常一起吃午饭，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和其他许多应邀前来的人或不速之客一起午餐。后来，赫尔曼因为组织展览会〔1928年世界航空博览会〕或各种委员会，此后很少单独吃饭。
凌晨二三点之前，他很少在家，他经常8点钟出发……主要是因为他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况且德国国会还没有开会呢！
从此，她成了柏林社交界绝佳的女主人，但她是非常艰难地掩盖着自己日渐下降的健康状况的。1928年11月，他们在巴登舍大街拐角处的新公寓已准备停当，只等搬迁。他们的常客中有粗壮的汉莎航空公司经理米尔希，此刻他就为戈林1月12日的生日做准备了。12月，米尔希在特别讲究的凯撒霍夫饭店请戈林吃非常丰盛的午餐；有时候他身上带着戈林需要的资金来到地下汽车库。
解除了资金的后顾之忧之后，戈林便忘我地投入了吸收新党员的运动。1929年2月21日，卡琳写道：“今晚他在柏林大学向各党派发表讲话。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是纳粹党员，我希望他能有办法把其他的也拉过来。明天他要到纽伦堡讲演。然后他将出发到东普鲁士做为期10天共12场的讲演。我们家里挤满了各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