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市厄登加坦23号的赫尔曼·戈林上尉本人要求，于1926年5月住进隆布罗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他接受了停用优可达的戒毒治疗，6月初出院时，已完全停用上述药物，也不用任何鸦片衍生物，以名誉和良心特此证明。
—一弗兰克
8月23日，他给法庭写了一封可怜巴巴的信，强调他以前的地位和战争期间的英雄行为，宣布他愿意接受医疗和精神病检查。即便如此，法庭仍然拒绝让卡琳管教托马斯。
从此以后戈林的行动有些神秘。与希特勒不同，他很少回忆生活中比较无聊的岁月。他显然渴望重新得到纳粹党内的要职，但他不光彩的流亡以来3年过去了，党现在仍然看不起他，他的名字已从党员登记本上划掉。后来拜尔发动机厂在瑞典给了他一份工作，在斯堪的纳维亚销售飞机引擎。但他非常清楚他的政治命运在德国。因此他于1927年1月带着瑞典托恩布拉德自动降落伞公司特许权，回到了他的祖国。
卡琳留在了瑞典。当他乘坐的火车徐徐开出斯德哥尔摩中心站时，她倒在姐姐范妮的怀里。她的心力衰竭越来越严重，她被送往布伦克伯格斯托格11号的维塔·科尔斯私人医院。
他们两人几乎都认为，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六
赫尔曼·戈林孤身一人，身无分文，他知道如果想在德国东山再起并非易事。因为关于他的战绩的说法尚未得到证实，里希特霍芬老兵协会把他们这位最后一任指挥官排除在外。为了卡琳的缘故，恩斯特·勒姆请求慕尼黑音乐家汉斯·施特雷克给这位归来的流浪者一块栖身之地。戈林住在施特雷克的沙发上，每天早晨在清洁女工来到之前起床，穿上绣着金龙的黑色衣服，修剪指甲，然后动身到忘恩负义的党部试探它的反应。
他和希特勒的第一次见面结果并不好。元首冷淡地建议他最好在柏林社交界尽力站稳脚跟。戈林言听计从，在柏林库菲斯腾大街附近一家宾馆里租了一间房子。他和保罗·克尔纳建立了友谊。克尔纳比他小10岁，可是却像他的儿子一样，他成了戈林不花钱的司机和秘书。这是理想的伙伴关系，他有点钱，但没有头脑，而戈林正好相反。克尔纳驾驶着自己的梅塞德斯轿车，送戈林到处兜售降落伞。
卡琳住在斯德哥尔摩一家疗养院里，已虔诚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有时候她给他写几句淡淡的、哀婉的话。医生已经告诉她，她的情形已无可救药。她在戈林离开后不久，于1927年1月26日，写信将此情况告诉了他。“你有权利了解事实真相，”她写道，“因为你爱我，为我做了一切。”
对于死，我并不恐惧……我只希望上帝的旨意能得到执行，因为我知道上帝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地生活。亲爱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死亡只是休息，像永久的睡眠—什么事也不知道。但我坚信上帝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将在天堂重逢。我自然想活着，这是为了你，也为了托马斯，因为我对你和托马斯的爱超过其他任何东西，我希望——是的，我特别希望—一和你们俩在一起。
如果戈林没有从远方感觉到她一往情深的爱，他很可能永远地陷在柏林幽暗的瘾君子世界里而成为贫病交加可怜的人了。为了他的生存，她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写了许多信。这些信在赫尔曼·戈林的故事里，成为最为动人的材料。
我的爱人的健康是我最牵挂的〔她恳求说〕。他比我的还危险。亲爱的、亲爱的，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你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求你，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做出真正的非凡的努力，挽救你自己。我非常了解，你不可能马上解脱，尤其是现在，一切都要靠你自己，非常苦恼，麻烦很多的时候。但要克制自己，还能忍受就绝对不要去沾它的边。
中间的时间尽可能延长。你肯定很痛苦，心里不舒服——但为了我，因为我爱你。
我特别希望在你完全戒掉时和你在一起的……从那以后，相信我吧。这次请你告诉我你是否感到毒瘾又回来了，千万别瞒着我。这次告诉我，“我不能再坚持了——我要再吸点。”
那么我们可以和医生说说或躲开几天，你也可以一个人到山上去，这样那种渴望就没了。
你是个意志超常的人，是个好人，你不甘屈服。我全身心强烈地爱着你，我不能失去你，注射吗啡就是自杀，日复一日，你在慢慢地毁灭你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