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戈林确实出现了。企图偷渡他出境的司机、纳粹冲锋队队员弗朗茨·坦纳写道：
那天夜里10点钟，我开车送戈林夫妇和维格斯疗养院的迈尔医生到格里森边境站……值班海关官员在检查护照时，注意到了这个叫戈林的人，询问是不是慕尼黑的戈林上尉。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是。
海关官员派人叫警察。
他们赶到时，弗劳·戈林嗷嗷大叫。他们说汽车不准通过，于是我们被警察押回加米施。
当地警区的一位警官在那里等候我们。他告诉戈林上尉……如果他愿意，可以在加米施疗养院住下，但要受到严格监督，因为他们仍在等候
逮捕令。
戈林根本不想等候。警察把他和卡琳留在维格斯疗养院，一小时后回来时，他们发现鸟已经飞走了。当地警察恼怒地说，他刚才还发誓不逃。他的哥哥维利·戈林少校对新闻界发表了谈话，予以否认，但在此后的10年里，律师一直为此辩解。
他们让我把车开走（弗朗茨·坦纳记道），但不要太远。不一会儿，就让我尽可能轻地把车开回去，在房屋后面等候。我把发动机熄了火，在高地联盟队员的帮助下，把车推到了后门。他们把戈林上尉抬了出来，放到车上。上尉的夫人留下，只有医生和我一起走。他们要我万无一失将戈林上尉送过米腾瓦尔德边防站，因为慕尼黑已经用电话下达了逮捕令。
山路漆黑一片。边防站已筑起了带条纹的拦路杆。坦纳按了按喇叭，突然用脚猛踩了油门，在德国岗哨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把车开进了奥地利。在奥地利境内，他为戈林出示了从加米施一位医生那里借的假护照，然后把车开到了塞费尔德的名为金羔羊的小饭店。坦纳奉戈林命令，回去接卡琳。12日，星期天，他们一起驱车前往因斯布鲁克，随后住进了蒂罗尔馆店，也是当地一位纳粹同情者办的。
就这样戈林夫妇逍遥在德国的法律之外。4年之内，赫尔曼没再回过德国；等到他回国时，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四
1924年5月初以后，历史学家一直误解了赫尔曼和卡琳·戈林在意大利度过的10个月。清楚的是希特勒任命戈林是向墨索里尼借200万里拉贷款，帮助纳粹党东山再起。另一件事实是，戈林没有见到意大利独裁者。
戈林执行这项任务时想法非常简单。他马上与精明强干的法西斯外交官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和《意大利信使报》前驻慕尼黑记者莱奥·内格雷利博士取得了联系，他几周之后成了墨索里尼私人工作班子的成员。
使命开始时很有希望。在因斯布鲁克，店主表示不向他收钱，为纳粹事业做贡献，并向他们推荐了坐落在威尼斯大运河畔的不列颠饭店。
他们在那里休了几周假。据卡琳说，她“在威尼斯、在前往罗马的途中”，都欣喜若狂。悠扬浪漫的音乐声缭绕在古代建筑的周围，她在不知不觉中坐上了游船兴致勃勃地游览运河两岸的风光。几天的时间里，他像13年前的少年那样，在美术馆流连忘返，于锡耶纳的绘画和佛罗伦斯的雕刻。他们5月11日踏上了去罗马的征程。他们自信地住进了豪华的伊登宾馆。第二天早晨，卡琳还穿着睡衣在室内闲逛时，戈林已开始了自己的使命。
戈林希望能尽快把事情办完。他明白妻子念子心切，渴望再次拥抱小托马斯。他打算先用他的功勋章把墨索里尼镇住，从他那里争取给纳粹的贷款，然后，万事大吉，离开意大利，由海路经英国和挪威或丹麦回瑞典。卡琳的父亲试图劝阻他们，提醒她戈林将永远找不着工作；卡琳的母亲也提醒她说，她的前夫尼尔斯开始有痴呆迹象；戈林夫妇最好不要来斯德哥尔摩。卡琳顾不上，她劝告母亲：
对尼尔斯的体谅得有个限度赫尔曼和我对此谈了很长时间，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
但她丈夫在意大利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虽然他带了希特勒的亲笔信和一份由他签名的全权证书（很不幸，这两份文件现已丢失），他发现墨索里尼根本不想接见他。的确，他为什么要和一个被挫败的德国政治运动谈判，况且其全权代表本身又是一个违法在逃的犯人呢？戈林建立的唯一有用联系是，5月份内格雷利引见给他的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
因为钱不够用，戈林夫妇只好搬出伊登饭店，住进一家廉价一点的饭店。1945年，他回忆说：“我住进了俄罗斯饭店。作为饭店客人，我看到法西斯分子在那里举行宴会庆祝〔大选〕胜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墨索里尼的地方，但我没和他讲话。后来在酒吧里，我结识了法西斯党的许多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