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害怕士兵，他说，“他们举止很得体。”
莱伊自杀后，安德鲁斯加强了防范措施。戈林不断地被剥光衣服进行周身搜查，他的私人物品要精心挑选，而且经常不被通知就转移到另一间牢房。新来的精神病医生古斯塔费M·吉尔伯特应安德鲁斯的要求，向这位司令官担保说戈林自杀的危险性很小。戈林的智商数为138，仅略低于亚尔玛·沙赫特的143和阿瑟·西斯—莫卡尔特141。事实上，戈林的情绪很高，他可能是最麻烦的被告人。当吉尔伯特告诉他德国公众现在公开对谋杀希特勒未遂表示遗憾时，戈林冲着他吼道：“人们现在说什么都没关系！我知道他们以前说什么！我知道如果行动成功了他们会怎样欢呼。”
戈林以饶有兴致地期待审判。“我能回答任何我所做过的事，”他11月11日对吉尔伯特说，但他并不轻松地加了一句，“我不能回答未做过的事。”他最后说，“我知道将来等着我的是什么。”
那天，他给埃米写了一封永别信——正是以防万一—他又写了一份新遗嘱。他把遗嘱交给了奥特·施塔默。从这位律师处得知，目前埃米也被关在监狱里。这位帝国元帅眼含热泪告诉其他战俘说，“你们瞧，美国人同盖世太保一样坏，女人和孩子何罪之有？”
在19日这天，给埃米写了一封信：
我最亲爱的：
凯利少校仍旧拿着我写给你的上一封信，如果你回到诺斯豪斯埃达那里，他会把信转交给你……如果你没回到诺斯豪斯，另一封信将送到你所在的集中营（施特劳宾监狱）。……
翌日开始纽伦堡正式审判，也就是1945年11月20日正式开始，平静地想到他得和那些疯子和罪犯站在一起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戈林不禁感到悔恨交加，赫尔曼·戈林要求允许换上他行李中的军服，他想在法庭上给人留下一个整洁的印象。
“作为大日耳曼帝国的帝国元帅，我深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政治责任。”戈林这样起草1945年11月20日审判时准备宣读的书面宣言。“虽然只对德国人民和德国法庭负有责任，”宣言接着说，“然而我愿意在不承认本法庭裁决的情况下，提供资料，讲明真相。然而，我拒绝对别人的行为，即我不知晓的行为，我没同意的行为，或一旦我知晓能够避免的行为负责。赫尔曼·戈林。”
美国检察长罗伯特·杰克逊法官一直认为戈林在未来审判时是主要对手。
在进行服罪或不服罪辩护之前，戈林走到麦克风前，手里拿着宣言。“在我回答之前，”他说。
英国主法官杰弗里·劳伦斯爵士打断了他的话。戈林执意要往下讲，杰克逊屏住呼吸。但劳伦斯果断地打断了被告的话。
戈林嘀嘀咕咕地说：“不服罪。”马上补充说：“就起诉书而言。”他的宣言仍没宣读。
在宣读了指控之后，杰克逊开始起诉，主要谈了纳粹杀害大约570万犹太人的罪行。休庭时，有人问这是谁下令做的，戈林说：“我想是希姆莱。”
他不安。“这些残酷行为将使德国人民永远受到谴责。”他企图建立稳固的辩护阵线，但这些残暴行径使他根本不可能成功。
11月29日，当法庭宣读1938年3月奥地利危机时他和里宾特洛甫及菲利普王子的电话交谈时，庭内的人们笑得无不捧腹前仰后合。但那天下午，当放映“集中营”景况的可怕影片时，他美好的回忆受到了伤害。“它破坏了一切，”他对吉尔伯特博士抱怨说。当月的最后一天事情更糟糕。作为证人，间谍机关负责颠覆破坏活动的头头欧文·拉胡森将军谈了自己背叛希特勒的行为。“那个叛徒！”午饭休庭时戈林大声吼叫说，“那是我们7月20日漏过的家伙。希特勒是正确的——间谍机关是叛徒组织。难怪我们战争失利！”
戈林从来没有忘记贿赂某人，以求得帮助。他特别看中美国护卫军官。他们能量不大，但能力很强。但在德国，纳粹面临同样的问题。1944年帝国元帅敦促希特勒为盟军战俘提供更好的护卫，至少比当时“圣诞老人”的卫队要好。他对阿门上校回忆说：“你知道，那些战俘收到了大量的红十字包裹……有巧克力和食品，他们非常成功地贿赂了警卫。”
戈林和杰克·惠利斯中尉建立了友谊，惠利斯身高6.2英尺，十分爱喝酒，德州人。他从两方面给戈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喜欢打猎，还有行李房的钥匙。戈林和他合拍了一张照片，给他看了一份文件，他在一张照片上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