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斯上校已命令提供纸和笔，战俘们可以写私人信件。安德鲁斯报告说，这些信件被“迅速送到审判长约翰·H·阿门上校手里”。
戈林的第一封信是写给黑尔加·布勒的
亲爱的海利：
由于我不知道埃米和埃达现在住在哪里，如果你知道，请告诉我。他们仍住在费希霍恩吗？你怎么样呀？安格在那里？我不能告诉你许多，我们只有苦笑着忍受。真心诚意地祝福你们。
美国人收藏了这些早期信件，几年以后将它们私下卖掉了。
然后，战俘们对没有回信感到迷惑不解。“允许我们写信和寄明信片有两个月了，但没有收到一封回信。”
戈林的蓝提包一直被存放在一个行李房里，指定的几名军官有钥匙。安德鲁斯本人也一直禁止入内，但他后来坚持认为：“这里有件东西属于戈林，那是一个装随身化妆品的妇女小手提包，里面有瓶子、罐子、指甲刀、剪子等。就我所知，这个小包直到要搜查一些药膏时才被打开。”—事实上这次搜查的结果是搜出了最后一支遗箭，戈林准备将它射向这位他憎恶的监狱看守。
1945年8月底，安德鲁斯询问普夫卢克为什么战俘的状况日益恶化，而这位医生指出是伙食太差和缺少同外界人际联系（他后来这样向调查委员会作证）：“上校命令改善伙食，允许我更多地与犯人交谈。”
他进一步证明说，戈林经常心脏病发作。
每天早上从7点开始。由一名监狱信任的人从戈林牢房门上的监视孔递进早餐和匙子。理发师来剃头修面，哨兵挥动着警棍在一旁看着他们，严禁交谈。“哨兵在过道里不停走动”，安德鲁斯再次向美国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法官保证说：“每半分钟看一次犯人。”下午到了5点30分，天就黑了。6点钟开晚饭。他的眼镜、钢笔和手表统统给拿走，牢房晚上9点30分熄灯。然后一盏聚光灯从门上的小孔射进来，整夜地照着他的脸。
8月21日有一段小插曲，表明戈林的健康状况确实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强壮。那天下午3点美国军官在楼上的审讯室举行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宣布戈林退出德国武装部队的仪式。当他上到三层楼梯后，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当下午4点回到他的牢房时，已精疲力尽，并且呼吸短促，疼得不住呻吟。整个晚上都处在危机之中，心律失常，脉搏加快，美国军医分别于当时和晚上11点给他服用了强心剂和苯巴比妥〔一种安眠药和镇静剂〕。这次发病是由于费心和下午那种不愉快的“退役”仪式造成的。美国医生命令这位帝国元帅卧床两天。
审讯又继续开始，这次审问的话题不同，戈林一周几次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旁接受盟军审判官的讯问。但为了与他的私人辩护人商量（专利劳务辩护律师奥托·施塔默已被指定当他的辩护人），他被带到一个有挡风玻璃的隔离板后边，避免发生身体上的接触。文件要在经过卫兵嗅闻确认没有浸过毒药之后方能通过滑板传过去。
8月28日，阿门上校严厉盘问他有关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计划。“算起来那是8年前了”，戈林一边说一边在争取时间，“对我来说已不可能回忆起元首在1937年时说的话了。”他拒绝在副本上签字，这样它就不会生效。10月3日当问及有关德国飞行员俱乐部曾给亚历山大·洛尔少校500万德国马克交换有关奥地利空军情报时，戈林竟然笑了。他指出，奥地利空军只有一个中队，“我将告诉他，只要5先令我就会给他需要的所有的情报。”8日，当缺乏幽默感的阿门问起戈林有关他的德国林业局与战后纳粹游击运动之间的嫌疑联系时，戈林咧着嘴极力反驳说，他几乎无法想像“他们会用我的树做什么。”
戈林对他的妻子和女儿音讯杳无感到焦虑。10月12日，道格拉斯·凯利博士——战俘营初级精神病医生带给住在费尔登施泰因附近诺斯豪斯的埃米一封信。她问他赫尔曼的情况怎么样。“像大风浪的海洋中礁石一样坚固。”他善意地回答。她于13日和14日连着给戈林写信，但信并没有送到。
10月19日，阿门上校将正式起诉书送达戈林。副本说明他仅要求有一名值得信任的翻译和与他的前律师汉斯·弗兰克会一次面。但弗兰克目前与戈林处境相同。其他人在高压下显得脆弱不堪。罗伯特·莱伊疯了，(10月25日）用湿毛巾勒死了自己。戈林残酷地表露了自己的得意。“这样也好”，他对精神病医生说，“因为我怀疑他在庭审时会如何表现。”他探听到了里宾特洛甫也得了精神分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