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斯特小组的成员之一—一肯尼思w·赫奇勒认为这种口头审问就像撒了许多网终于捕到一条大鱼一样。“早上好，帝国元帅阁下！”赫奇勒讨好地问候戈林，洗耳恭听戈林滔滔不绝地谈他遭受的屈辱和他在1940年纳粹在法国取得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一次，赫奇勒试图询问有关1944年（法国）阿登攻势问题，然而戈林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1940年纳粹军队在法国色当的大突进，在他的叙述中没提到过1944年的事。
7月17日审讯官们告诫说：“戈林相信他自己有编造事实的巧妙才能，而这种编造出来的事实经过重复似乎越来越有道理。”赫奇勒看出了戈林编造弥天大谎破绽。他的微笑扭曲了，他的话变得吞吞吐吐，他的手更不由自主地乱动了。他也被许多幽默的讽刺挖苦搅得晕头转向，恰像在迷惑审判官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攻诺曼底，”他问道，“你认为你们能打败俄国吗？”
戈林将身体前倾，并以嘲讽的自信小声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已作出个人保证，德国人就会猛烈地打击苏联人，让他们去见太阳（他用一只手指向天上指了指）、月亮（他又指了一下）和星星（他指着整个天空）。赫奇勒捧腹大笑起来。
7月23日，星期一，苏联军官委员会到达。戈林一边大声吼道：“俄国人来了！”一边悄悄回到他的牢房。第二天，他还是见到了他们，赫奇勒听到俄国人冲着戈林大喊大叫。之后，戈林去见少校，他洋洋得意地扯起了宽松的裤子说：“我把俄国佬说得捧腹大笑，是吧！”
毫无疑问，胖家伙又开始战斗了，美国人只能责怪自己。1945年7月23日，安德鲁斯上校命令进一步减少可待因的剂量。他看上去好极了，体重掉了不少，也没别的病症，只是想多吃些那种药。
他仍旧牢骚不断。他毫不客气地告诉里宾特洛甫，不知在哪里把他刚写成的85页备忘录归档。他仍旧坚持他是希特勒的代理人，别人都不是。他于23日再次向舒斯特抱怨说，多尼茨是“从收音机听到消息才掌权的，从来没有被书面确认。鲍曼代表元首签的名”。
他瘦了17磅，并且仍旧在瘦下去。到7月26日，他的药已被减到了15丸。安德鲁斯注意到他对于削减剂量表示反感，但仅此而已。8月4日这位上校报告，“戈林声称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比几年来好得多。”他向他的上司解释说：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让戈林保持健康而且要为对他进行审判和惩罚排除任何障碍。”
8月5日，美国陆军把送交诉讼管理委员会的正式名单送到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戈林的名字列在首位。他终于成了纳粹德国的头号人物。5天以后他的对位可待因药物被永久停用了。
戈林再一次病倒了，呆在格兰德饭店的楼上，经受心脏病复发之苦，这时，他其他较幸运的狱友已集中在一起离开了。（除了两名国务秘书粗暴地拒绝外），所有的人都来向他道别，最后来看他的是多尼茨的副官。戈林在床头接受了他的祝福，他坐在一堆毯子堆成的座位上，就好像坐在卡琳庄园的高椅上。这位海军军官可以觉察出他情绪高涨，又恢复了他过去的神态和活力。“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位帝国元帅眼里闪着又要打仗的光芒，保证道，
你们可以依靠我有一两件事我要在即将到来的庭审中说。”
1945年8月12日下午，一架C-47运输机将他从卢森堡运到纽伦堡。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飞机旅行，他一路上非常愉快，谈笑风生。“他的健康状况可能不太好。”3天后一位美国军官告诫说，“最近有两次发现他穿着长袍和睡衣躺在床上，首先是因为轻微的心脏病和……气管炎。”
纽伦堡满目疮痍，司法官周围及其邻近的临时收容所街区是一片残垣断壁。监房是一间低矮的小卧室，长13英尺宽7英尺。戈林将睡在拴到靠左墙地板上的一张金属帆布床上。在狭窄走道的右侧壁橱里安装了一个瓷抽水马桶，戈林把女儿埃达的照片端端正正放在桌子最醒目的地方，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她写道：“亲爱的爸爸，快点再回到我身边来吧，我如此想您。埃达给您千千万万个吻！”
战俘营对药物采取了严格控制。尽管有严厉的新狱规，普夫卢克每天仍给他注射维生素B，并提供镇定药帮助他睡眠。由于遭受风湿病的折磨，戈林偶尔在当场看着他吞下的情况下也被允许吃一片阿司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