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90年时，有9.5万犹太人居住在波希米亚，4.5万人住在摩拉维亚，绝大多数犹太人把捷克语看作他们的官方语言。但在这个多语言的君主国中，很多人却更喜欢德语。在德国文学中有一些著名的犹太人作家，像弗兰士卡夫卡、弗兰士沃夫尔、麦克思布洛德、奥斯卡鲍姆和路德维格温格德。犹太知识分子是联结德国社会和捷克社会的媒介，他们常常充当翻译。这种同化的过程一直在延续，并在托马斯G马萨里克总统的民主领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宣言发表之后，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快。
20世纪20和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乡村通常是犹太人舒适的居住地，没有反犹太主义。汉娜汉斯洛娃，1912年生于纳霍德，距基斯伯克约30英里。她出身于半个犹太家庭。她说：“你根本分不清犹太家庭和基督家庭。”奥尔德里克塞法是一个从事研究达30年的城市历史学家，他说尽管那时纳霍德百分之八的人口是犹太人，但只有一家是正宗的犹太家庭。事实上，只有很少犹太人恪守教规，就连当地的拉比们找10个男人一起进行祈祷都很困难。10人是犹太教法对进行祈祷要求的法定人数。如果住在基斯伯克考贝尔居住的村子里的犹太家庭想参加宗教仪式，他们不得不去4英里外赞伯克犹太人居住区，那里有一座犹太教堂，山脚下有一个小型犹太人公墓，俯瞰着主街道。公墓里面埋葬着这一带村子里的犹太人。
即使是在大城市，很多犹太人并没有遵循犹太文化和犹太教的宗教仪式。像考贝尔一家一样，很多犹太人和朋友们一起过圣诞节，并不是为了其宗教色彩，而是为了这一传统节日所能带来的欢乐和喜悦。1930年，迈克尔克罗斯生于东波希米亚，他是剑桥和麻省的一位建筑师。“我在小学时是学校唯一的一位犹太人。我们的佣人有些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为他们买圣诞树。”他说。克罗斯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医生，他说过圣诞节时，他们家也吃传统的基督教菜——鲤鱼。他说：“我清晰地记得，鱼在被阔膛前，在洗衣桶里戏水的情景。”尽管他父亲不是一位严格遵守犹太教规或参加犹太教仪式的犹太人，但他对于自己出身犹太家庭这一点毫不怀疑。“你的宗教信仰已写明在你所有的文件上，”他说，“甚至在你每6个月所收到的学校成绩报告单上。”另一个原因是，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每周一个小时必须接受宗教教育，学习计划是根据家庭宗教信仰制定的。有时，学生会填写bezvyznani——无宗教信仰。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只能招致更多的指责。一些人叫他们：bezvyznani。
当玛德琳长至能够旅行时，曼杜拉又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与约瑟夫生活在一起。有了前途似锦的职业和健康的婴儿，考贝尔的未来一片光明。“我们由于太年轻，生活太美满了，有时忽略了我们周围的政治界里风云变幻。”曼杜拉后来写道，“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们希望灾难不会降临。她的丈夫受过良好的教育，丈夫的父母为他做了一切他们所能做的，以应付随之而来的动乱年代。”然而在1938年至1948年这10年惊心动魄的年代里，谁知道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将面临什么样的抉择？这戏剧性变化的10年，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整整半个世纪的命运。前方的道路充满荆棘，世界将变得日月昏暗无光。他的世界将不再是黑白分明的世界，而是一个满目灰色盔甲，身心不断受到抽打的世界。民主和权力，像一叶小舟在逆风行驶，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
2．亡命天涯
不幸的是，我们个人幸福的时光是如此的短暂。希特勒太强大，太专横霸道，而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又太软弱，因此，最先遭受痛苦和灾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她的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
——曼德拉考贝尔
作为第一次被派驻南斯拉夫的年轻外交官，约瑟夫考贝尔被公认是一位有抱负，恪尽职守的工作人员。作为一名低级新闻外交官员，他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研究，负责安排捷克文化方面的电影上映。考贝尔还负责组织塞尔维亚和巴尔干民主反对党领导人的秘密会议，这是一个他喜欢的高度机密的工作。但最令人愉快的是战前贝尔格莱德的社交晚会。在城里各大使馆举办的聚会上，国际外交使团颇有影响力的要人们互相交流信息或碰杯喝鸡尾酒，边吃边聊天。
考贝尔是这些巡回外交晚会上的常客。在公共场合，曼杜拉对丈夫百依百顺。约瑟夫喜欢交际，爱和女人们调情，反应机智。“考贝尔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因为他是新闻外交官，他的周围总有一些新闻记者。当然，也有画家、雕塑家、作家，他是一个有涵养的人，这里很多人都喜欢他。”佳拉里布尼卡说，她的丈夫佛莱多是塞尔维亚主要报纸政坛报的主编。“我能告诉你有关他在这里的很多事情，是因为我常和他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