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活力很快就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蔓延开来。体格健壮的男人们穿上了军装，考贝尔也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一名预备役军官。他把曼杜拉和玛德琳卡留在了贝尔格莱德，自己前往军队报到。所有的军事设施都利用了起来，包括在捷德边境所建的防御工事。当慕尼黑会议召开时，捷克斯洛伐克举国上下都被动员起来了。“我记得，1938年夏季我去探望我的祖父母，”杰恩M斯特伦斯基说，她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位颇有名望的部长的侄孙女，现住伦敦。“他们住在靠近德国（现为波兰）边境的地方，我的叔叔弗兰克克罗斯也参了军，指挥一辆装甲列车。在他家房后山坡上的树林里，修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的掩体。在总动员之前，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上山，看望那里的士兵们，我给他们带些我祖父母做的果酱和蜜饯。”
对于老百姓来说，总动员就意味着，全国中小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防空袭和防毒气演习。“记得在布拉格时，我上学随身带着自己的防毒面具。防毒面具放在一个粗帆布套里，我背在肩上。”斯特伦斯基说，“在去上学的路上，我穿过一个公园。公园里挖了很多战壕，供人们空袭时使用。”居住在德国边境上的居民们都被疏散了，他们有的借住朋友家里，有的投奔在内地的亲属。人们在家里贮存了食品和粮食，以备紧急情况时食用。甚至有些父母把孩子们的衣物打成了包，随时准备撤退到苏联。他们认为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下的真正朋友。
到1938年9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已做好了战备工作。1938年9月26日，《纽约每日镜报》登载了头版头条新闻捷克人民的对抗一文。当英、法两国在慕尼黑默许德国的要求这一消息传遍整个布拉格时，斯洛伐克人民感到被出卖了。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事实，西方民主国家已抛弃了他们。这一现实打碎了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正直和可靠的信念。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还必须面对他们的领导人决定停止抵抗这一现实。贝奈斯的很多政治和军事顾问们，恳求他拒绝接受慕尼黑协定。其中一个顾问说：“事实是别人背叛了我们，而现在，我们自己在背叛自己。”考贝尔对于贝奈斯和马萨里克在危急关头表现得缺乏领导才能而感到失望。“在慕尼黑协定之前关键的几个月里，领导人们只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国家要自力更生和国内的军事力量。”考贝尔后来写道，“如果出现面对敌人我们孤立无援的突发事件，我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甚至在最后的日子里，当法国不顾一切地决心从协约义务中逃脱出来时，政府还对人民隐瞒这一事实真相。”
考贝尔认为在危急的时刻，如果一个领导人想获得人民对他领导的支持，他必须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为能和人民自己生命联系起来的浅显易懂的词句。这位外交官认为，这一时刻，需要坚强和超凡的领导力来调动和激励人民大众。他写道：“这是一个历史的钟摆或摆向这一边或那一边的时刻，它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意志。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钟摆向投降一边摆去。”
慕尼黑会议敲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丧钟。尽管英、法两国在协定中保证，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新边境，抵御无正当理由侵略”，两个大国最终都设法回避了他们应承担的义务。波兰和匈牙利乘机迅速提出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归还领土的要求。10月份，波兰军队占领了摩拉维亚以北的特斯，匈牙利占据了南斯洛伐克和南拉瑟尼亚。在同一个月里，布拉格批准了斯洛伐克和拉瑟尼亚的自治，国家被四分五裂。4个月以后，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胁迫捷克新总统伊梅尔霍查在声明上签字，把四分五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交给第三帝国，成为它的保护国。
当天，德国的军队长驱直入布拉格。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考贝尔后来写道：“布拉格的人民脸色严峻，手臂高举以示威吓。他们怒视着从这不幸城市大街上隆隆驶过的坦克和敞篷卡车，里面坐满了浑身冻得发抖的德国兵。次日，希特勒住进了布拉格，为庆祝他的胜利，他下榻赫拉德昌尼古堡。他立即宣布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为德国的保护领地。3月23日，希特勒和刚刚独立的斯洛伐克签订了盟约。随着占领变成现实，考贝尔写道：“慕尼黑协定的最终意义终于大白于天下。”
慕尼黑事件将成为20世纪绥靖政策最典型代表。今天，它是软弱外交的同义词。慕尼黑协定不久，杰恩马萨里克在伦敦代表失去祖国的同胞讲话：“近来，我一直在重复一句话，那就是为维护欧洲的民主，我亲爱的祖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想对大家说，如果是为了和平，我的祖国以一种史无前例方式而任人宰割，我感到高兴。但如果不是，愿上帝怜悯我们吧。”如果这是历史的必然，那马萨里克所说的话给整个事件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