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两遍录音带，有时听三遍，费拉罗就熟悉了这些问题。“如果还有未懂的地方，他们就会为我画一些很写实的图画，”她说。奥尔布赖特在把父亲传授她的东西付诸实践：注意本地公民，使他们站在你这一边。费拉罗光自己搞懂外交政策问题是不行的，她必须能用选民——而非外交官——可以理解的话语来讨论这些问题。“她知道我必须按民众的理解水平来讲演”，费拉罗说，“于是她就按那种水平讲解给我听。”
费拉罗的竞选班子认为，她与共和党的副总统竞选对手乔治·布什之间的全国电视辩论会，将是她在外交政策方面受到的最大竞争。布什曾做过中央情报局局长，驻联合国大使，每日国家安全新闻发布官，他的这些经历使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对付几乎所有的国际事务。民主党有前途的顾问们预计，费拉罗可能遇上带有暗算性质的提问，以便让她因答不上来而出丑，他们决心让她做好准备。奥尔布赖特教她记住世界各国的首都，并在摘要本上设计了两个特定情节。如果费罗知道答案，她就回答。如果她不知道，奥尔布赖特就训练她说：“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布基纳法索的首都叫什么？”如果像他们预计的那样，这个位于多哥和科特迪瓦北部的非洲国家难住了布什，费拉罗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回答：“瓦加杜古。”奥尔布赖特让费拉罗重复练习，直到她能流畅地说出这个首都的名字才停。正像撒索预计的那样，新闻公司气势汹汹地向费拉罗发起了猛击。辩论会后的第三天，马文卡尔伯在“相会新闻界”的节目中问她：“你有足够胆量按那个电钮吗？”费拉罗回答：“我可以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保卫我们的国家。”10月份，在离大选只有3周了，美广播公司的特德考佩尔利用他主持的“夜间热线”节目测试了费拉罗的外交政策知识，让她回答里根政府为对抗苏联导弹而实施的
星球大战防卫计划的态度。他还想知道她对“首先使用”核武器所持的立场。她回答之后，考佩尔又穷追不舍地针对她的回答提出更多的刁难性问题。
奥尔布赖特恼怒极了，她将此事记在心里。当考佩尔于大选结束后到乔治敦大学，在外交服务学院发表演讲时，奥尔布赖特就坐在第一排。一个学生问道，候选人为何不更多地来讨论这些问题呢？考佩尔回答说，他邀请了所有4位候选人来“夜间热线”节目讨论这些问题，可是只有费拉罗一人来了。“是的，而你把要几个人回答的问题都加给了她一人”，奥尔布赖特对他高声喊道。考佩尔看起来很困惑，他没有认出她是谁。
最后，费拉罗在竞选中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她对有关她丈夫的房地产投资及纳税申报而提出的问题没有做出及时或彻底的解决。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一次咄咄逼人的90分钟记者招待会上，她泰然自若的应对赢得了来自各方面的赞誉。在那儿的约200名记者面前，她就针对他们夫妻个人财政状况的提问作出了巧妙回答。但在辩论会上，她表现得很不好，主要原因是她老是放不下这个问题。这件事为费拉罗在两个党派内的对手都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使她在竞选中一直处于守势，从而也影响了民主党的得票。这就成了民主党的男同事在私下用于支持他们论点的主要理由。他们一直在认为，费拉罗不是副总统的合适人选。的确，共和党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但他们在民主党这边也得到了有效的附和。
这些年来，费拉罗、米考尔斯基、肯尼利和奥尔布赖特，组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为女校友会的网络系统。这是一个亲密的妇女团体，她们有着共同的生活乐趣和政治抱负。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成了不可分离的密友。最能证明这一过程的也许是：上午一起在费拉罗位于火岛的住处骑自行车，她们扎着皮带，沿着与海滩平行的木板路，一边蹬车，一边放声高唱《成功女人》的主题曲。费拉罗和肯尼利一路领先，而这群人中最不擅长运动的米考尔斯基，则在努力使自己的车子保持平衡。
生于大萧条时期的费拉罗，米考尔斯基、肯尼利、还有奥尔布赖特，都来自移民家庭——意大利、波兰、爱尔兰和捷克——都在天主教堂长大。“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费拉罗说道，“我们在人生中有着同样的经历。我们知道男孩女孩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嘲笑同样的东西，我们从同样的角度认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