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私下说，奥尔布赖特感觉乔治敦的高层对她不够好，他们对她任职时间的要求比对同样职位的男性要求更为严格。但是，这不是一场她有望打赢的战争。她选择离去而非催促他们抓紧解决她的问题。“玛德琳打这么一仗毫无意义，除非她乐意在她这样的年龄再动用两年的学术假去写本书，而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建议她那么做的，”克罗福说道。
奥尔布赖特在乔治敦大学受到的另一种冷遇是，她从未受到邀请在行政管理系行使完全的投票权。实际上，她的同事们从未接纳她为正式成员。朋友们说，这件事激怒了她，但奥尔布赖特从未让这种情感流露出来。她控制得很得体。
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适应，无论是语言、文化、学术习惯，或是国家政治制度。在每个契合点，奥尔布赖特从不让逆境损耗她蕴藏着的能量和热情。相反，她会把目光投向新的挑战，无论这种挑战是要征服神秘的领域，克服已知的障碍，还是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交友。
这一阶段，奥尔布赖特的母亲搬到了华盛顿，她想与孩子们近一点儿。一个周末，奥尔布赖特邀请母亲和克里斯廷多德森陪她去弗吉尼亚的家庭农场。能远离城市并放松自己使她十分高兴，她同多德森谈起了自己的孩子。奥尔布赖特津津乐道于针头线脑的琐事，并乐此不疲。后来，曼杜拉考贝尔向这两个年纪较轻的妇女抱怨说，这次旅行有点令她颇感失望。由于知道她俩在政治上十分成熟，而且乐于讨论国际事务，一个星期前考贝尔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读纸，决心要把——比如说——非洲各地的情况吃透，以便能听懂她们的谈话并提出一些机智的问题，谁知她们两人根本就未谈及时事。
多德森说，她的母亲和奥尔布赖特的母亲十分相像，女人都是自己没有事业心、但希望支持自己丈夫发展的女人，有时对孩子关心得有点儿过头。“我们两个是不大容易对付的女儿”，多德森说，“我们俩的父亲都很强，而母亲都是夫唱妇随的传统女子，全部心思都操在儿女身上，坚持要告诉他们所有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克里斯廷多德森结婚很久之后，她母亲还要来看望她，替她做饭，她知道自己的女儿是做不了厨房里的事的。曼杜拉考贝尔会问喜欢旅游、几乎什么地方都去过的玛德琳“你有没有多装上一套内衣？”多德森对此的解释是“这些母亲想尽量多地参与到自己儿女的生活中去，但她们又不理解孩子们的生活。所以她们就要干涉，这很令人烦恼。可这不是她们的错，而是我们的错儿，因为我们没有制止她们。这些妇女需要的是乖孩子，而我们又缺乏耐心。”
如果说，80年代早期是奥尔布赖特个人的调整时期，她并未给自己留下太多时间去思考。在她的朋友看来，她好像将自己旺盛精力都投到了新的事业上。当她为当好一个教师和做好一个电视形象而苦练技术时，她就是在发展自己的事业。女儿们几乎都长大了，这对任何一个父亲或母亲而言，都是反思和重新调整生活重心的时候。奥尔布赖特正在进入生活的一个新阶段。在过去23年的时间里，乔一直是家中一号人物。现在，玛德琳成了一号人物。
19．成功女人
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们在人生中有着同样的经历。我们知道男孩女孩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是怎么一回事儿。
——吉哈尔丁费拉罗
1997年3月25日
不同年龄、不同身材的女人们，在走廊里面跳着舞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气球在屋顶上飘滚着。这一天是1984年7月19日，民主党正在旧金山召开提名大会。在会议大厅里发出的欢乐和喧闹声中，吉哈尔丁费拉罗接受本党提名，成为了第一位副总统女候选人。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民主党的那些女性——巴巴拉米考尔斯基、巴巴拉肯尼利、温迪施尔曼、安妮维克斯勒，这些人的生活不久将无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在台上挤作一团，欢呼、鼓掌，让幸福的泪水尽情流淌。多娜沙拉拉，纽约汉特学院当时的院长，正待在自己的公寓房内，通过电视观看整个竞选过程。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她虽然很快将被任命为费拉罗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但眼下在竞选班子中的级别还不够格，还不能跻身台上。因而，她和巴瑞卡特尔是在会议大厅里观看这一切的。
13年之后，到了1997年的1月24日，这些女人们又聚到了一起。此次的欢乐情景虽然比上次有所减弱，但同样激动人心。这次会议是在国务院大楼七层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国家宴会厅召开的。这是一座18世纪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天花板高21英尺，有法国红色大理石雕刻的笛形科林斯式圆柱，还有8盏玻璃雕花大吊灯。一幅由苏格兰艺术家戴维玛丁所作的本杰明富兰科林的肖像画挂在东面的大理石壁炉上面，托马斯苏利画的一幅乔治华盛顿骑在马上的油画则挂在一赫波怀特式美国餐具柜之上，他居高临下，观看着20世纪外交界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房间里商讨外交大事。站在长长的欢迎队伍的末端，59岁的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接受了几十位老朋友的祝贺和拥抱，这些人来到此地的目的是，庆贺她们中终于有一人冲破了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