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苛刻的教授
在教过我的教师中，布热津斯基是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教授。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7年2月6日
攻读研究生对多数人来说相当不易，对一位因丈夫的工作每隔几年就需举家搬迁、和是3个孩子的母亲来说，读研究生则是对身心的巨大的挑战。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读博士学位时曾3次中断学业，但最终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从1963年入学算起历时将近13年。
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专业有两位泰斗：马歇尔舒尔曼和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舒尔曼是温和派共和党人，讲起话来心平气和，表达力强，曾在杜鲁门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苏联事务顾问。舒尔曼在70年代就预言：冷战将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而结束，苏联将变为更温和的世界公民。他论证说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实质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竞争，而美国过度地强调武力解决。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此种论点即使不是危险的，也是愚蠢的。布热津斯基1929年出生于波兰，长在法兰西和德国，1938年逃亡加拿大，是个偏激的反共分子，一个主张强硬路线的民主党人，他对苏联及东欧的看法远比共和党保守得多。
奥尔布赖特发现布热津斯基对她具有一种特别吸引力，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同是东欧人，有着强烈的反共意识，也因为敏锐的才智及率直的品性。他是个非常严格的教授，要求学生们上课要有备而来，无论学生学得多么刻苦，他总是迫使他们还要努力。他那犀利的目光会把人看得心惊胆战，他会连珠炮地逼问：“你是如何把这个给弄出来的？内容、出处、原因？”学生的回答必须简明扼要，论据无懈可击。他说：“如果学生提出某项政策，我会让学生告诉我如何使这项政策得到采纳、实施，如何排除可能出现的障碍。不然的话，我会说，‘这不是一项政策，只是一种愿望，而我对想象虚构不感兴趣’。”
他回忆起在哈佛大学研究院苦读时，选修了很有名气的社会科学教授巴林顿穆尔的课程。大部分同学交的论文多达80～90页，而布热津斯基的只有9页长。他说：“我当时想，‘好家伙，这回我可要玩蛋。’但后来我可能得了班上的最高分，穆尔在论文背面写道，‘有的放矢’。我从那时懂得了文章再长弥补不了内容的空洞。”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对自己的学生也时常这样讲。
如果学生作业的评分得了A，教授会写几句祝贺的话，因为能得A的学生少而又少。在学生们的眼里，他的评语很有意思”或“干得好”是最高的奖励。他说教学的关键在于教会学生站起来跟教师面对面地交流：“我站在课堂上不光是为了鼓励学生。”他很少在学生或下属面前失去自制，但他用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挖苦使人自感不学无术、愚不可及。很自然，他的态度引起一些人们对他的憎恨。
可奥尔布赖特已磨炼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坚忍不拔的品性，能赢得让其他学生胆战心惊的教师的尊敬，从而成为布热津斯基的得意门生。他尊敬她的组织才能及接人待物的落落大方，私下里他承认自己很难相处，而佩服她跟他交往的本领。
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领域—东欧和苏联——有着是非分明的看法，美国对抗的是一个腐败的制度，而他们对这个制度有着亲身的感受。坚持强硬路线者的根本设想是，加快军备竞赛会使美国超出苏联而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支持加速这一步伐。在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布热津斯基给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亚瑟玛德琳施莱辛格拍电报催促采取强硬行动：“进一步延误轰炸导弹基地将丧失利用苏联优柔寡断的机会。”
在哥伦比亚大学布热津斯基的班上，女学生寥寥无几，奥尔特赖特认识到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就必须比男生付出更大的努力。奥特布赖特担任国务卿之后不久对《时代》杂志记者说：“布热津斯基是教过我的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教授。1965年我选修了他讲授的《共产主义比较》，这是我学过的最精彩的课程。他总是期望学生能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才智，他布置的作业有一半需用俄语完成，他非常尊重学生，因势利导，条理清晰，出口成章，他提高了我的分析能力。在校时我拜读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他具有这种能力，即能把思想概念化，但并不一成不变。我确实认为从不调整战略或思想的战略思想家不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